第1篇 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问题调研报告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既定的发展战略。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传承文化的载体，在法治建设中无疑承担着首要的责任。xx年4月，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在国家层面正式提出了创建法治城市的号召。本文拟针对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问题，谈一下个人浅显的看法。
一、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的最初产生，即与城市、商品交换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法在城市之中孕育产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法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市民社会自发的演变进化，法治社会或许也会自然生成；而通过有意识的开展创建活动，法治城市的形成则会更加快捷。当前，各地创建活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一）创建活动开展不平衡。随着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地都非常注重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注重通过创建活动，获取国家卫生城市、文明城市、森林城市、环保城市等各种荣誉称号，以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相形之下，法治城市这一颇具含金量的称号并没有得到城市执政者的广泛关注。除了江苏、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之外，在全国其他地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往往悄无声息，相关职能部门也无所作为。在一个地区内部，由于执政者法律意识的不同，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别。创建活动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也尚没有形成各地相互竞争加压的态势。
（二）创建活动考评机制不健全。法治建设更多的属于软件建设，属于城市竞争力中的软实力，本身在考评方面就面临着量化的难题。加上法治城市创建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由此很难形成真正系统完善的考评细则。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其他创建活动，相关主管机构都已经出台了明确的考评标准和细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法治城市创建，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除江苏、深圳等地出台了地方性的法治县标准、法治政府标准外，尚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出台，全国普法办的文件也只是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这种状况，客观上亦给创建活动的开展制造了难题。
（三）创建活动协调联动力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协调机关。政法、司法、公安、检察、法院、法制，以及政府众多执法机关在创建活动中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机关隶属不同、性质不同、业务不同，如何整合资源，形成创建合力，对协调联动机制提出了很高要求。目前各地协调联动模式不同，较多的是由县、市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这种模式面临着缺少权威、缺少制约手段等弊端，难以发挥有效作用，造成众多相关职能部门没有把创建活动当做一项必需的任务来抓，创建往往流于口号和形式。
（四）创建活动群众参与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这是全国普法办提出的创建工作原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往往强调行政主导，本也无可厚非。正如马怀德教授所言，“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但是，法治创建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群众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法律信仰得以建立、法律权利得以保障、法律诉求得到满足，才能说城市实现了法治化。在当前的创建活动中，往往忽视了市民社会的培育、忽视了民间组织的参与，创建活动缺少了“源头活水”。
二、对创建法治城市的几点建议
法治城市创建意义重大。研究发现，法治指数每上升一点，低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以增加100美元以上，中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提高到400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以提升近3000美元。（见《瞭望东方周刊》xx年40期）。因此，专家提出论点:法治创造gdp。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就如同发展城市经济一样，应当成为城市管理者的自觉行动。针对存在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抓好创建工作：
（一）确立创建活动的具体目标。城市间的竞争对城市品牌塑造提出了要求，城市执政者自身有通过创建为城市获得各种“城市名片”的内在动力。比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等在经过考察认定合格后，国家相关机构往往要授予该城市荣誉称号和奖牌，一些省级政府对取得荣誉称号的城市还要给予物质奖励。作为一种创建活动，法治城市创建因此也需要有明确的看得见的荣誉作为目标。当前，江苏等地采取了授予“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称号的方式。在国家层面，尚没有关于“国家法治城市”如何申报、由何种机构负责评审等规定，这一定程度上将法治城市创建活动限定在了省级区域之内。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国家级目标的缺位，导致创建活力未能得到激发。笔者建议，可以在设立“省级法治城市”的基础上，尽快确立“国家法治城市”这一荣誉称号和制度，使二者能够有效衔接。
（二）制定法治城市的具体标准。法治作为人类共有的政治文明，即便不同法系，也有某种程度的共性。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拟定法治城市的共同标准，完全可行。作为法治创建活动先行者的江苏省，xx年即推出了相关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内容涵盖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学法守法、依法管理、组织保障六方面。其他地方，更多的是针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指标体系，比如深圳市制定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内容翔实，共12个大项44个子项225个细项。创建法治城市，当然要求达到法治政府的目标。但是，法治城市创建是个更广泛的概念，不但涵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等机关系统，律师、协会、社区等中介组织和自治组织也应包含在内，作为城市主体的企业、市民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应以全国普法办《意见》中列举的十大任务为指导，构筑众多的子门类标准，对十大方面原则任务进行细化和补缺，构筑起完整的系统的法治城市标准。
（三）建立创建活动的权威机构。创建活动需要多方参与，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的模式难以满足需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建议设立专门的“创建法治城市领导小组”，由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等系统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具体涉法部门的领导为成员，定期举行例会，讨论创建活动中的重大问题。在领导小组下，设立“创建法治城市办公室”，直接隶属于所在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由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和经验的专职人员组成，具体负责法治城市创建标准的拟定、日常的督察、年终的考核等职能。当然，机构方面的问题没必要整齐划一，可以由各个地方结合自身城市特色创造性的设置，重要的是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在具体创建过程中，为保障机构的权威性，增强其协调联动能力，可以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比如对日常法治工作的检查权、对不服从协调的建议处分权等，该机构亦可以通过对创建工作的考评奖惩确立自己的权威。
（四）把握创建活动的重点领域。法制城市创建涉及面广，但城市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应抓住几个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法治政府建设最为关键。普通市民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要经常和政府机关打交道，建设服务、责任、信用、公开政府是市民的普遍诉求，这些诉求归结于一点就是建设法治政府。公正司法也是创建活动的重点。市民社会中纠纷不可避免，纠纷能否得到公正解决，直接影响市民的法治信仰。正如一句著名的法谚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把水源弄坏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也是法治城市的必然要求。市民生活在城市中，首先需要生活的安全感、交易的公平感，法治城市应当是一个犯罪和治安案件低发的地区，一个市场发育成熟，市场资源自由流通合理配置，各种交易诚信公平的地区。
（五）畅通群众参与创建的渠道。法治城市创建的成果将由市民共享，法治城市创建的过程离不开市民的广泛参与。要发挥办事处、社区等基层单位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宣传活动，调动群众参与法治城市创建的积极性。在立法过程中，可以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由市民参与其中，做到民主立法。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让群众参与司法活动。可以将一些典型案件的法庭开到群众中间，使市民近距离的受到法治教育。可以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传媒，向市民宣传普及法治知识。特别是对于群众的诉求，要及时有效地解决反馈。要扩大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范围，提高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素质，使市民能够得到及时的法律帮助。在制定法治城市考评标准时，群众应该广泛参与；在出台的考评体系中，市民的法治满意度、法治参与度，应当成为主要测评指标。
创建法治城市，推进城市各项事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城市的执政者、管理者，应当清醒的看到法治城市创建的价值所在。法治城市创建的考评标准和机制需进一步探索完善，对创建活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法治城市创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我们常抓不懈的研究和努力。
第2篇 关于创建法治城市，推动依法治国过程的调研报告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既定的发展战略。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传承文化的载体，在法治建设中无疑承担着首要的责任。4月，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在国家层面正式提出了创建法治城市的号召。本文拟针对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问题，谈一下个人浅显的看法。
一、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的最初产生，即与城市、商品交换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法在城市之中孕育产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法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市民社会自发的演变进化，法治社会或许也会自然生成;而通过有意识的开展创建活动，法治城市的形成则会更加快捷。当前，各地创建活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一)创建活动开展不平衡。随着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地都非常注重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注重通过创建活动，获取国家卫生城市、文明城市、森林城市、环保城市等各种荣誉称号，以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相形之下，法治城市这一颇具含金量的称号并没有得到城市执政者的广泛关注。除了江苏、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之外，在全国其他地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往往悄无声息，相关职能部门也无所作为。在一个地区内部，由于执政者法律意识的不同，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别。创建活动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也尚没有形成各地相互竞争加压的态势。
(二)创建活动考评机制不健全。法治建设更多的属于软件建设，属于城市竞争力中的软实力，本身在考评方面就面临着量化的难题。加上法治城市创建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由此很难形成真正系统完善的考评细则。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其他创建活动，相关主管机构都已经出台了明确的考评标准和细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法治城市创建，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除江苏、深圳等地出台了地方性的法治县标准、法治政府标准外，尚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出台，全国普法办的文件也只是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这种状况，客观上亦给创建活动的开展制造了难题。
(三)创建活动协调联动力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协调机关。政法、司法、公安、检察、法院、法制，以及政府众多执法机关在创建活动中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机关隶属不同、性质不同、业务不同，如何整合资源，形成创建合力，对协调联动机制提出了很高要求。目前各地协调联动模式不同，较多的是由县、市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这种模式面临着缺少权威、缺少制约手段等弊端，难以发挥有效作用，造成众多相关职能部门没有把创建活动当做一项必需的任务来抓，创建往往流于口号和形式。
(四)创建活动群众参与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这是全国普法办提出的创建工作原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往往强调行政主导，本也无可厚非。正如马怀德教授所言，“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但是，法治创建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群众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法律信仰得以建立、法律权利得以保障、法律诉求得到满足，才能说城市实现了法治化。在当前的创建活动中，往往忽视了市民社会的培育、忽视了民间组织的参与，创建活动缺少了“源头活水”。
二、对创建法治城市的几点建议
(一)确立创建活动的具体目标。城市间的竞争对城市品牌塑造提出了要求，城市执政者自身有通过创建为城市获得各种“城市名片”的内在动力。比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等在经过考察认定合格后，国家相关机构往往要授予该城市荣誉称号和奖牌，一些省级政府对取得荣誉称号的城市还要给予物质奖励。作为一种创建活动，法治城市创建因此也需要有明确的看得见的荣誉作为目标。当前，江苏等地采取了授予“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称号的方式。在国家层面，尚没有关于“国家法治城市”如何申报、由何种机构负责评审等规定，这一定程度上将法治城市创建活动限定在了省级区域之内。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国家级目标的缺位，导致创建活力未能得到激发。笔者建议，可以在设立“省级法治城市”的基础上，尽快确立“国家法治城市”这一荣誉称号和制度，使二者能够有效衔接。
(三)建立创建活动的权威机构。创建活动需要多方参与，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的模式难以满足需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建议设立专门的“创建法治城市领导小组”，由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等系统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具体涉法部门的领导为成员，定期举行例会，讨论创建活动中的重大问题。在领导小组下，设立“创建法治城市办公室”，直接隶属于所在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由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和经验的专职人员组成，具体负责法治城市创建标准的拟定、日常的督察、年终的考核等职能。当然，机构方面的问题没必要整齐划一，可以由各个地方结合自身城市特色创造性的设置，重要的是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在具体创建过程中，为保障机构的权威性，增强其协调联动能力，可以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比如对日常法治工作的检查权、对不服从协调的建议处分权等，该机构亦可以通过对创建工作的考评奖惩确立自己的权威。
(四)把握创建活动的重点领域。法制城市创建涉及面广，但城市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应抓住几个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法治政府建设最为关键。普通市民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要经常和政府机关打交道，建设服务、责任、信用、公开政府是市民的普遍诉求，这些诉求归结于一点就是建设法治政府。公正司法也是创建活动的重点。市民社会中纠纷不可避免，纠纷能否得到公正解决，直接影响市民的法治信仰。正如一句著名的法谚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把水源弄坏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也是法治城市的必然要求。市民生活在城市中，首先需要生活的安全感、交易的公平感，法治城市应当是一个犯罪和治安案件低发的地区，一个市场发育成熟，市场资源自由流通合理配置，各种交易诚信公平的地区。
(五)畅通群众参与创建的渠道。法治城市创建的成果将由市民共享，法治城市创建的过程离不开市民的广泛参与。要发挥办事处、社区等基层单位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宣传活动，调动群众参与法治城市创建的积极性。在立法过程中，可以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由市民参与其中，做到民主立法。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让群众参与司法活动。可以将一些典型案件的法庭开到群众中间，使市民近距离的受到法治教育。可以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传媒，向市民宣传普及法治知识。特别是对于群众的诉求，要及时有效地解决反馈。要扩大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范围，提高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素质，使市民能够得到及时的法律帮助。在制定法治城市考评标准时，群众应该广泛参与;在出台的考评体系中，市民的法治满意度、法治参与度，应当成为主要测评指标。
创建法治城市，推进城市各项事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城市的执政者、管理者，应当清醒的看到法治城市创建的价值所在。法治城市创建的考评标准和机制需进一步探索完善，对创建活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法治城市创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我们常抓不懈的研究和努力。
第3篇 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调研报告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xx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xx总理指出：“建设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努力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切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已成为全国各地的普遍共识。在时间和操作层面如何推进，在地方(区域)依法治理中如何实现，尤其是地方“法治城市”如何创建，是当前我国地方法治建设中共同面临的首要任务。我局承担着党委依法治市办公室职责，应积极行动起来，对标一流，把建设“法治太原”作为当前工作的有力抓手，全面开创依法治市工作的新局面。
一、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情况
通过实地调研、函、电沟通等方式，我们对部分省会城市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杭州、成都、重庆、武汉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
3月7日-3月15日，我们对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四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采取座谈交流经验、查看实证材料、参观先进典型等方式进行。
四地市普遍认识到，“法治城市”建设是一项涉及到“点多、线长、面宽、体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设立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具体的机构来推进。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四地均设立了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名称上略有差别，其中成都、重庆、杭州为“法治建设领导小组”，武汉为“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成都、重庆、武汉的领导机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杭州市分为“普法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和“建设法治杭州领导小组”，其中“普法依法治市领导小组”设在杭州司法局，“建设法治杭州领导小组”在杭州市委办公厅专设的法治处。
四地市相继出台了“法治城市”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文件。杭州市出台了《杭州市争创浙江省创建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考评细则》;杭州余杭区出台了《“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成都市出台了《xx年成都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重庆市出台了《关于对申报评选重庆市“法治区县”创建活动先进区县开展自查评分的通知》;武汉市出台了《武汉市法治区、法治单位创建考评实施细则(试行)》《武汉市法治区创建考评标准(试行)》《武汉市法治单位创建考评标准(试行)》。
杭州市制定的《杭州市争创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考评细则》，考核对象为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未纳入考核。考评细则内容包括考评和民意调查两大部分，考评指标分为依法执政、法治政府、公正司法、法制教育、基层民主5大类21项100条。杭州市的考评工作是在浙江省“开展创建法治市、县(市、区)创建活动”前提下开展的。习总书记主政浙江时期，提出“法治浙江”建设目标。xx年，以浙江省委相关文件的精神为指导。杭州市委为推动此项工作，在市委办公厅增设法治处，市属各区(市、县)委也有相应机构设置(余杭区除外)。杭州市委法治处年底对全市各县(市、区)创建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杭州市的最大亮点，是将法治市县的创建活动提高到了市委中心工作的重要地位，在具体的考评指标中引进了群众满意度测评指标。
xx年，杭州市余杭区(是杭州市唯一将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的)，根据《“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对本区法治状况进行评分，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71.6分”，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该评估体系由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九张“调查问卷”组成，将余杭区提出的九大法治建设总体目标进行分解量化。针对区本级、区级机关各部门、各镇乡(街道)和村(社区)四个层面开发了四套法治建设量化考评方案，采用目标绩效的加减分制。同时设计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和满意度九方面的调查问卷，并将该部分民意调查得分按一定比例纳入最后“法治指数”计算。尤为重要的是，余杭区成立专门考核组，考核评估年度法治建设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并根据综合得分对镇乡、街道、余杭经济开发区进行排序通报。对被扣分单位，余杭区依法治区办受区委委托，分别约见扣分部门主要领导，面述法治指数评审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且要求问题部门3天之内回复，由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同时，余杭区的领导干部年终述职内容涵盖述职述廉述法三项内容。这些举措使得法治指数不只是对现存法治状态的简单量化评估，更成为各单位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成为推进法治余杭建设，提升整体法治理念的抓手。余杭制定的这套评估方法，法治以量化形式考评，因其所具有的开创性，对全国各地都有借鉴的价值。杭州市余杭区也因其法治建设的创新地方实践，连续四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年度报告》的“地方法治建设经验”引用。
成都市制定的《xx年成都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考核对象为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未纳入考核。考核评估内容包括基础指标、特色指标、行业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四大部分，其中，基础指标分为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社会安全秩序、经济法治建设、法律服务质量、法制宣传教育、基层民主法治、法治监督效能等9大类70项268条;特色指标特指年度1项最突出的工作成果;行业评价指标指市级牵头部门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对法治创建工作的考核评估;绩效指标包括荣誉称号、经验推广、宣传报道、整体评价等4大类5项11条。成都市政府目督办将创建法治城市工作纳入区(市、县)目标绩效考评体系下达全市，市人大、市政协领导每年都分别率队，对创建活动进行调研和视察。
成都市的法治城市创建工作主要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高规格的启动仪式，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及省市主要领导出席启动仪式。二是市委xx年1号文件印发“xx”普法规划，政府9号文件印发创建全国法制城市的意见，体现对法治建设的充分重视。三是突出群众制定，构建开放型测评体系。成都市为保障法治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的群众参与性，召开了1000余场群众座谈会，与23000多名群众面对面征求意见。四是在安排普法依法治理专项经费外，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经费单独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重庆、武汉市级层面的法治建设考评体系，基本上是对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的贯彻实施，缺乏亮点。
(二)全国其他城市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
为对全国的地方法治创建工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向全国省会城市及重要城市采取发函发文、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了调研。截止目前，共收到13个城市的回函或回复。这13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南京、福州、沈阳、兰州、石家庄、合肥、郑州、海口、呼和浩特、贵阳、长沙、昆明。这13个城市，均设立了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名称上也基本分为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和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两类，或两块牌子同挂。合肥、郑州、武汉、石家庄、长沙、上海、福州、沈阳、兰州、贵阳、呼和浩特领导组办公室均设在司法局。南京市设在市委政法委，海口市设在市人大常委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海市，上海1999年设立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xx年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改为政治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厅，xx年重新改设为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改设在司法局。
13个城市对法治城市建设工作基本都有安排、部署和考核。上海出台了《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合肥出台了《“法治合肥”创建工作实施细则》、《“法治合肥”任务分解表》，南京市出台了《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福州市出台了《福州市法治建设考核测评指标体系》、昆明出台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长沙市出台了《关于成立法治长沙建设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分支机构的通知》等。
昆明市历经3年创建出的《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较为科学系统，该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模块，13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构成。它提供了三种不同使用方式，通过对3个一级模块的不同方法运用，服从于不同的评价目的，具体运用方式见下表：
昆明在指标体系构架过程中，成立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课题组由法治昆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政法委、市政府法治办、市人大内司委、市政协社法委等部门及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财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部分法学专家共20人组成。课题组组长由昆明市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其体系构建吸收借鉴了香港、杭州市余杭区、南京市等地的指标体系创设经验，历经了收集候选指标，征集社会意见，召开论证会等阶段，最终形成“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于xx年4月24日首次发布了“昆明法治指数”，成为全国第一个把法治测评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并公布测评结果的省会城市。
长沙市为推动法治长沙建设，确定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经营、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等六项专项工作，成立了六个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分支机构。通过分支机构推动法治长沙建设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评价
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通过中央引导下的强力推动，已取得了可喜的变化。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推进地方法治建设的“快马加鞭”新景象。许多领导几乎都将法治建设作为本地区的“一把手工程”，纳入到重点工作中。一些地方先后提出了诸如“法治浙江”(习总书记主政浙江时提出)、“法治湖南”(周强主政湖南时提出)、“法治昆明”(仇和主政昆明时提出)等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尤其是部分城市、县区在法治城市创建中为了力争“全国首创”进行了有效探索与尝试。杭州市余杭区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南京连续几年推出“法治南京建设十件实事”的民心工程;昆明把法治测评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并公布测评结果;成都市构建对全市法治县区创建工作的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深圳制定45项举措推动深圳社会主义法治模范城市创建工作;苏州出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等等。可以说，地方法治(城市)建设将在全国掀起新一轮热潮，法治(城市)建设将被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地方发展的综合考核中。地方法治(城市)建设将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又一个积极追逐的 “先导区”。
三、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经验
对各地法治建设的调研，是我们了解外部社会法治进程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各地法治城市建设的分析对比，我们总结出以下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党委重视程度越高，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历史上缺少民主法治传统，因此法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凭借领导人的作用来推进和实现，地方法治建设更是如此。地方领导人重视，法治建设工作中遇到的权威问题、规划问题、组织协调问题、经费问题、编制问题等等问题，都容易得到解决。地方领导人重视程度越高的，越能取得不俗成绩，在全国法治城市建设工作中越能获得良好评价。
(二)办公室职能发挥主动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实效。杭州余杭、成都、昆明的法治建设机构依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依法治市(法治建设)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模式设立，南京的法治建设机构依照“党委主导，人大监督，政府配合，依法治市(法治建设)办公室设在政法委”的模式设立。在实际运行中，将办公室设在党委的，权威性更高，将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机构的，执行性更好。无论是哪种模式设立，办公室发挥职能越好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实效，越能推动法治建设步伐。
(三)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力度。从对各地的材料分析中，我们看到各地普遍制定了城市的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然而，引起全国关注和有力推动法治建设的是那些制定了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城市。这些指标体系的创建，对法治运行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呈现，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社会适用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不同层次展现了城市法治化发展的现实状态，是当代法治改革的一个尝试和突破。
(四)指标体系制定科学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效力。良好的法制建设指标体系，呈现出准备充分、调研充足、论证严密、社会参与度广泛的特点。各地普遍设立专门课题组。吸收社会各界，尤其是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经过严谨的调研论证，发动广泛的群众参与。昆明市更是以政府立项，专项招标的方式开展此项工作。实践证明，前期准备工作越充分的，正式实施后，统计数据越真实，推行阻力越小，社会效果越佳。
(五)人员经费保障充分的，法治建设工作越有动力。先进地区法治建设领导组办公室人员充足，比如，成都市16人，昆明市10人，武汉市16人，杭州市11人(依法治市办公室7人、市委法治处4人)。先进地区法治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经费保障充足，具体情况见下表：
*部分城市和地区法治经费情况一览表
(昆明市的经费包括为构建指标体系，政府招投标专项经费30万，和后期测评经费20万)
*部分城市和地区人均法治经费一览表
四、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的一些其他做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调研的所有城市中，各城市法治创建中创新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杭州市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开展“律师进社区”活动，全市六个城区497个社区全部配备社区律师。社区律师每周定期到社区服务半天，政府每年向社区律师补贴6000元。法律服务覆盖社区，大大缓解了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导大量的民间纠纷、上访案件进入法治轨道。《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国家媒体给予相应报道。
(二)大规模的法制宣传主题活动。成都启动了“人人讲法共建和谐”的“法治大讲堂”活动，全市组建了37支1000余人的普法讲师团、1544名驻村(社区)律师队伍、4600多名村(社区)法治宣讲员队伍和492个法治文艺演出小分队，开展各类法治宣讲活动8000多场次，组织各类巡演2500多场次，印发各类法治读本近百万册。大大拓展了法制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的表扬。
(三)成立法制宣传协会。武汉市成立社会广泛参与的法制宣传协会，吸引高校、民企、传媒、教育等广泛行业参加协会。全国成立法制宣传协会仅有四川和武汉。但真正有效运转的仅武汉一家。协会的成立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参与法制宣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效的促进了法制宣传的纵深开展。
五、“法治太原”创建的基本建议
习总书记指出，要“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这是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新形势下，对深化改革开放，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新要求。太原市被山西省委依法治省领导组推荐申报为“xx—xx年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先进单位”，在法治建设的地方实践中，应该在《关于加快“法治太原”建设的意见》、《xx—xx年“法治太原”建设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在吸收借鉴各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法治城市的建设有更大的作为。为此，我们建议：
(一)加深认识。“法治太原”建设是凝聚各方改革共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太原综改试验区整体推进、深度发展的法治保障工程。党委政府尤其是一把手要高度重视“法治太原”建设工作，把“法治太原”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将这项工作同太原城市建设的中心工作以及城市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同党委和政府的战略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同全体市民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开创吸引全国目光的新局面。
(二)加强组织。“法治太原”建设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必须与本市的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制宣传等工作统筹进行。客观上，必须有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组织机构来组织推进。目前，我市主要领导在依法治市领导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具体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则主要由依法治市办来组织推动。应加强依法治市办的组织机构建设，在“党委统一领导，政法委组织推动，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下，设立专门的办公场所、配备专职的工作人员，加大经费投入，保障“法治太原”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加紧实施。“法治太原”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应加紧制定科学合理、重点突出、简便易行、切实管用的“法治太原”建设指标体系。应尽快成立以专家、学者、法治实践者为主体的课题组，经费上实行专项列支，以“项目”推动和引领“法治城市”建设的指标考评体系的搭建，要明确目标，落实责任，确定任务，列出时间表，画出路线图，提出推进方案。要赋予“法治太原”建设指标体系一定的拘束力和强制性，加大奖惩力度，切实保证相关指标对法治建设工作的推动落实。
(四)加快步伐。“法治太原”建设是展示城市形象和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内容。全国部分地市已经先行一步，通过法治建设塑造了良好的城市形象。但从各地出台的指标体系来看，虽各有特色，却也存在一些不足：昆明注重评价，指标体系未能与全市综合考核结合;成都注重考核，指标体系仅仅覆盖区县，未将市直部门纳入;余杭仅在区级层面展开，未能在杭州全市推广。“法治太原”指标体系若能在克服上述不足基础上，尽快形成《法治太原指标考评体系》，并予以加紧推进，明确实施起始时间，积极有为地务实工作，定能使我市的法治创建工作在全国傲立潮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