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调研报告（3篇）

发布时间：2022-09-28 21:28:05 查看人数：96

听证调研报告

第1篇透明化理念下之执行听证制度的架构与规范运行初探调研报告

司法活动的公开透明是保证司法公正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传统思想和旧有机制的束缚下，由于执行程序在设计方面尚不科学、规范和完善，使得人民法院的民商事执行工作与公开、透明的要求差距较大，这主要表现在对执行主体的追加和变更、案外人异议的审查、案件中止和终结等重大事项处理中的“暗箱操作”问题还相对比较严重。这一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社会公信力。本文旨在通过借鉴行政机关的听证程序，以透明化这一现代司法理念为支撑，在民商事执行工作中架构执行听证制度，并对执行听证制度的功能、执行听证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执行听证制度的基本内涵及其规范运行进行初探，从而为有效解决执行重大事项处理中的“暗箱操作”问题做出尝试，以期对司法公正这一现代法治核心价值目标的实现有所裨益。

执行听证制度之基本概念探讨

一、听证制度概述

按照法学界的通说，听证（hearing）的概念最早渊源于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这一古老的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任何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辩护都应当被公平的听取；二是任何人不能成为与自己有关的案件的裁决者。根据这一原则，法官在裁决过程中必须给当事人以充分的陈述、申辩权，必须在公平、公正地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裁决。逐渐地听取有利害关系当事人意见的做法也就演化出了西方的听证制度。之后，随着美国宪法修正案中“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规定的出台，作为“正当法律程序”核心内容的听证制度在西方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立法，司法和行政等领域中。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听证最早见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42条：“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数额较大的罚款等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的规定中。其后，1998年实施的《价格法》、颁布的《立法法》等法律均对听证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听证制度也由行政领域逐步扩展到了立法、司法等领域内。

从听证制度的渊源和沿革可以看出，听证的核心内容在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由此，我们可以对听证的概念进行如下表述：听证是一定的国家机关在做出某些裁决前，给予当事人一定的机会，就特定事项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的程序。听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听证仅指行政听证，广义的听证不仅包括行政听证，还包括立法听证和司法听证。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即是隶属于司法听证中的执行听证。

对于执行听证的概念，法学界的表述并不相同。但归纳起来看，主要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在对执行主体的追加和变更、案外人异议的审查、案件中止和终结等重大事项做出裁决前，由执行法官召集各方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就争议的相关事项公开进行陈述、举证、质证和申辩等的一种司法活动。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充分听取意见做出正确、公正的执行裁决。目前，虽然我国现有的执行法律规范中对执行听证没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我国加入wto、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执行改革的全面推进，社会和民众对于执行工作公开、透明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设立执行听证制度并将之积极应用到强制执行程序中，必将会对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执行听证制度之原则探讨

执行听证制度的原则是指由执行听证制度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模式决定的，反映执行听证本质的，对执行听证程序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和评价标准。执行听证制度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公开透明原则。

我国的马怀德先生认为，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用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1］英国的一位法学家也曾说过：“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2］因此，执行听证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执行听证必须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应当在举行听证之前发出公告，并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和记者采访报道，案卷材料、裁决的结果和理由也应当公开。

二、权力分离原则。

权力分离原则来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法则，主要指在听证过程中主持听证的组织及人员，不能从事与裁决和听证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的公平。根据这一原则，主持听证和做出裁决的人，不能同时既是案件的执行者又是案件的裁决者，听证应当由非案件执行者的其他执行法官来主持。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即做出过类似的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主持。”

三、权利平等原则

权利平等原则是指参加执行听证的当事人在听证程序中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根据这一原则，在听证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平等地享有申请回避、提出主张、举证和质证、申辩等诉讼权利。主持听证的法官应当对当事人不偏不倚，一视同仁，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行使各项权利。

四、尊重当事人处分原则。

民事强制执行，从性质上讲仍然属于私法的范畴。因此，还是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根据这一原则，听证审查的范围应限于当事人申请的范围；申请人有权在听证中变更请求或撤回申请；听证程序的启动主要应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

执行听证制度架构之探讨

笔者认为执行听证制度应当包涵以下几项内容：

一、执行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对于执行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学界同仁观点不同。例如，周明俊先生就认为“听证制度应适用于一切在执行程序中法院需做出裁决的案件。”［3］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诚然，执行听证与传统的执行模式相比有着诸多的优点，但执行听证并非应适用于一切在执行程序中需要做出裁决的案件中。对一些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大可不必采用执行听证的程序。如果不加区别地一律适用，必然会徒增执行负担，影响执行效率的提高。俗话说的好：“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应当在案情较为复杂、需要对关系到当事人的重大实体或程序权利做出裁决时适用执行听证。根据这一要求，笔者认为，适用执行听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在执行实践中较为常见，主要表现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因案外人主张的权利是物权，其主张的成立与否，不仅关系到权利人的权利能否实现，还涉及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如果处理不当极易产生严重后果。因此，有必要规定此种情况应当进行听证。

（二）是中止、终结执行案件。执行案件的中止、终结，直接关系到权利人的切身利益。如果不符合中止、终结条件的案件被违法中止、终结，必将引起权利人的极大不满，进而可能引发上访等其他问题。因此，有必要规定此种情况应当进行听证。

（三）是变更、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主体。我国《民诉法》第213条、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6条、81条均对在执行过程中变更、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的情况进行了规定，但却没有为当事人不服变更、追加裁定提供必要的救济方式，这显然是剥夺了第三人的申辩权利。在此情况下，就更有必要通过听证程序来给第三人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从而保证裁决的公正和权威。

（四）是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等重大强制措施。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对于一些重大的、涉及被执行人人身权利裁决的做出，应当十分慎重，如果被执行人对这些重大执行措施提出异议，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及时举行听证。

（五）是其他需要进行听证的情况。如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对多个债权人参与执行财产分配方案的异议、当事人请求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公证债权文书、当对评估、鉴定结论有异议等情况时，人民法院如认为有必要也可以组织进行听证。

二、执行听证的主持者

由于执行听证所涉及的内容均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密切相关，且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对于执行裁决当事人没有上诉权，执行裁决为最终结果。因此对于执行裁决的做出应当格外慎重，故而有必要以合议庭作为执行听证的主持者，通过发挥集体智慧，最大限度地保护裁决程序和结果公正。但是按照权力分离的原则，原执行人员当然不能成为听证合议庭的成员，而专设独立的执行裁决合议庭主持案件的听证。

三、听证当事人的范围及其权利义务

“听证当事人是与举行听证活动有利害关系的参与人”［4］主要包括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人、证人以及评估、鉴定、翻译等有关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享有申请回避权、申请不公开听证权、申请听证和放弃听证权、陈述、申辩和质证权、和解权等权利，并承担按时出庭参加听证、遵守听证纪律、举证证明自己主张、履行听证裁决内容等义务。

四、执行听证的具体形式。

关于执行听证的具体形式，学界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认为执行听证并非法定的程序，具有随意性，按照日常的表述习惯，称为“听证会”即可。另一意见认为，“执行听证虽不同于审判程序中的开庭审理，但它毕竟是司法机关（人民法院）组织的，在法官的主持下在法庭中进行的，属诉讼程序的一种，它不同于行政程序，故应叫‘听证庭’。”［5］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认为“听证庭”的形式更能反应出执行听证作为一种司法程序的特质，而且将执行听证的形式表述为“听证庭”也能明显与行政程序中的“听证会”加以区分，不会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听证庭的运行程序规范之探讨

对于执行听证庭运行程序的重要性，贺强兴先生和俞旭明先生早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听证的程序内容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该程序如何设立，将对听证效果、听证结论的作出、执行措施的能否实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6］下面，笔者就借鉴行政听证程序，重点突出一个“听”字，将执行听证庭的运行程序分为四部分：

一、听证的提起

笔者认为，对于听证的提起应当遵循当事人、案外人申请为普遍，法院依职权提起为例外的原则。对于案外人的异议、追加和变更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等情况应严格遵循“非当事人申请不予介入”的原则，如案外人、当事人在接到法院的通知或得知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听证要求的，视为当事人放弃听证，执行法院可立即做出裁决。如其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请求的，经审查该申请符合规定，依法受理后应启动听证程序。

二、听证庭的准备

听证庭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一）是按照权力分离和回避标准确定听证庭的主持者并同时确定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事项等。（二）是依照（一）确定的内容在听证庭开庭五天前发出公告并通知参加听证的当事人。

三、听证庭的听证程序

笔者认为，虽然听证的主要模式在于“听”，但与诉讼程序有的庭审相比还是有不少类似之处，两者可以相互借鉴。整个听证可以按照以下程序运行：

（一）是在听证庭开始前核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是由合议庭宣布听证会开始并告知各方权利义务

（三）是听证主持人就听证事项进行说明。

（四）是各方在合议庭的主持下陈述已方观点。

（五）是进行庭审调查。由各方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举证并质证。合议庭可以按照一证一质一认证、分类认证或者综合认证的不同方式当庭进行认证，对一些暂时无法当庭认证的证据，可以在合议庭评议时再研究决定。

（六）是进行法庭辩论。由听证各方就争议的事项进行辩论。

（七）是听证各方进行最后陈述。

（八）是进行听证小结。由听证主持人对整个听证情况进行小结。

（九）是合议并做出裁决。合议应以听证笔录为依据，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并最终做出裁决，形成的裁决文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法院认定的事实理由及适用的法律、裁决主文和对裁决不服的处理方法等。

第2篇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问题调研报告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但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此项法律自实施至今，在适用案件范围、听证主体、具体操作及有关配套法律方面仍存在着问题，致使行政处罚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一言堂”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未能真正有效地利用此项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传统观念和行政人员自身观念的束缚、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素质低、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各项配套制度不健全及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听证权利意识淡薄等。针对这些问题，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完善此项法律：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提高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素质、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建立和完善各项听证配套制度、加强对听证制度本身的研究、营造适合中国本土法律资源的法律文化氛围。行政处罚听证制度顺应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行使国家行政权的世界潮流，必将随着我国市场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显出蓬勃的生命力，也将为行政工作带来新的契机。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其中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全国各地各级行政机关先后作出了一系列有关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规定，对听证制度在行政处罚中的具体适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毕竟是一项新事物，行政机关在适用听证程序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地去完善。

一、处罚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听证范围的界定不明确

对需要举行听证的项目规定过于单一、缺乏弹性，不能适应保障公民权益和各市场主体权益的需要。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只有“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适用听证程序，而对公民影响更大的，譬如刑事和行政拘留等，则不在听证之列。

(二)行政听证的主体存在的问题

1、关于机构的独立性的问题。根据职能分离原则，主持听证和做出裁决的不能是同一机构的人，但目前各地实践当中多由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来主持听证，有的案件调查人员所在的科、所对临时制定某人负责主持，这样就不能完全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听证的公正性面临质疑。根据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行政听证的组织者，一般就是行政决定者。行政听证的参加代表，也基本上由同一行政决定人选出和指定，行政听证举行的场所、程序，也单方面由行政决定人决定，这样既不利于行政机关主持听证的公开性，也不利于增强听证会的实际效果。从长远来看，我们认为应建立专门的听证机构，尽快实现从听证组织机关实施内部分离制度到建立职能分离的听证机构的过渡。

2、关于听证参加人的问题。设立听证程序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相对中立的环境让当事人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听证主持人在法律地位上应具有独立性，应当保持中立，以公正的形象给当事人和案件调查人员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双方针对案件的事实与证据进行质证与辩论，从而为案件的公正处理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听证的其他参加人的选择出应确保公平，听证参加人选的合理确定对于保证听证会上各方意见的公平表达来说至关重要，听证参加人不再采取内定的做法也使得它与征求意见会、论证会等其他形式区别开来。“如其不能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势必难以客观公正的评判是非，整个听证徒有公正的面纱而实为骗人的闹剧”。而我国目前的行政听证参加人的规定比较粗疏，直接利害关系不够明确，听证证件人与案件调查人员共同审问当事人，违背了听证的最终目的。

(三)听证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履行听证告知义务方式简单。听证告知主要有口头告知、谈话告知、书面告知三种方式。目前行政机关主要是由案件调查人员或其他人员以口头或谈话方式告知当事人有关事项。这两种方式虽然方便、快捷，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都不够正式，无法留下书面材料以证明行政机关什么时候告知了当事人，留下了证据的隐患，一旦发生争议，行政机关根本无法证明自己履行了告知义务，势必会处于被动状态。

2、听证会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摆设。“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听证程序是行政官员滥用职权的克星。但就目前的听证会而言，“人治”思想意识的束缚依然严重，有的地方听证笔录及有关的证据材料在行政处罚决定中根本就没有发挥一点效力，当事人的各种意见也没有加以考虑和采纳，最后完全是有关领导的一句话就作出处罚决定。而当事人还是按照法定程序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诉或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本就未能达到增强行政效率，让当事人陈述自己意见，息争销诉的目的，反而会增加行政成本和开支，降低执法效率与水平。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要依法行政，依法处罚就必须彻底消除“一言堂”，真正发挥听证程序的作用。

3、不遵守法定程序，出现听证本身的程序违法。目前出现的一些听证本身的程序违法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对于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作出决定前没有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证要求，行政机关并不受理，不组织听证;听证主持人在听证会正式开始前未征询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听证会结束后未征询当事人是否作最后陈述。听证程序属准司法性质的程序，很多方面都是按照司法程序近似的步骤与方法进行的。听证本身的程序违法直接法律后果是听证没有法律效力，更不用说行政处罚决定了。

(四)行政处罚听证证据存在的问题

1、案件调查人员马虎行事，不注重收集证据，在听证中处处被动。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对证据的收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许多重要的关系到案件本身的证据都没有进行收集。在面对当事人的代理人，特别是精通法律、熟悉司法程序的律师时，经常被问得哑口无言、极其狼狈。这不仅有损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形象，而且令人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产生怀疑。

2、一些听证主持人员、案件调查人员对听证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认识不清，要求当事人负举证责任。《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听证过程中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负举证责任，应就案件的事实及其即将作出的行政处罚提供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所有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都应当在听证会上经过当事人的质证和辩论。案件调查人员应当提供足够证据来证明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行政处罚，而当事人没有举证的义务，可以举证也可以不举证。

二、造成行政处罚听证制度问题的原因

(一)传统观念和行政人员自身观念的束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我国这样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结果必然是只注重目的，不考虑过程，从而导致执法过程的随意性成为中国法治的一大顽疾”。长期以来，我国对程序法价值的认识陷入了一个误区，认为程序法只是实体法的工具，程序法的目的旨在与实体争议的视线，而没有认识到程序的独立价值和本身的正义性。虽然，这几年我们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程序正当”与“实体相当”相提并论，虽然我们国家提出了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执法守法，但是几千年的法治思想传统和建国后几十年的执法实际，加之广大

第3篇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缺陷问题调研报告

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缺陷问题调研报告

一、处罚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听证范围的界定不明确

对需要举行听证的项目规定过于单

一、缺乏弹性，不能适应保障公民权益和各市场主体权益的需要。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只有“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适用听证程序，而对公民影响更大的，譬如刑事和行政拘留等，则不在听证之列。

（二）行政听证的主体存在的问题

（三）听证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3、不遵守法定程序，出现听证本身的程序违法。目前出现的一些听证本身的程序违法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对于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作出决定前没有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证要求，行政机关并不受理，不组织听证；听证主持人在听证会正式开始前未征询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听证会结束后未征询当事人是否作最后陈述。听证程序属准司法性质的程序，很多方面都是按照司法程序近似的步骤与方法进行的。听证本身的程序违法直接法律后果是听证没有法律效力，更不用说行政处罚决定了。

（四）行政处罚听证证据存在的问题

二、造成行政处罚听证制度问题的原因

（一）传统观念和行政人员自身观念的束缚

（二）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业务素质低

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业务素质低，对新的法律法规不熟悉，法律意识淡薄，程序意识几近于无。大多数的行政案件调查人员，整天忙于日常的业务工作，很少有时间来进行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学习，对于国家最近颁布的法律法规根本就不知道，即使知道了解也很少。对于和自己的业务工作联系不是很密切，不经常使用的就不关心，也不学习，有些甚至不知听证为何物。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老百姓了。

（三）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各项配套制度不健全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顺利进行，要依赖各项配套制度的相互作用才能完成。一个合理的听证程序，必须有完备的制度体系。它包括通知制度、公开制度、回避制度、代理制度、质证制度、主持人制度、物质保障制度、监督机制等内在的制度体系。而目前我国这些制度还很不健全，有些制度，如物质保障制度。虽然《行政处罚法》上明确规定：“听证程序所需经费由行政机关承担”，但在实践中常因行政机关经费不足而无法履行或大打折扣；有些制度，如主持人制度，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笼统而在实践中难以把握；甚至有些制度，法律上根本未作出规定，如监督机制。这些都导致了听证程序无法进行。

（四）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听证权利意识淡薄

听证程序是一项旨在保障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它的正常运转，除执法人员的努力外，更需要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积极主张权利。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意识极为淡薄。他们不想听证，不敢听证，不要听证，在有权听证时放弃听证，导致“立法上是先进的，但作为这一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将被处罚的公民、法人却不领情”的怪现象。这些观念的形成，一是由于我国是受官本位思想影响极深的国度，百姓不敢对他们的“父母官”进行直接的抗辩与责难。二是由于行政机关手中拥有着很大的行政权力，公民法人对其有畏惧感，不敢也不愿得罪行政机关，因而不愿诉诸于法律正当程序。

三、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我们要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具体更完备，更具可操作性。不仅要在《行政处罚法》中对听证的各项配套制度作明确具体的规定等，还要对有关行政处罚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进行修改和完善，使之于行政处罚听证方面的规定相吻合。此外，还应在各地行政机关判定的行政处罚听证法规的基础上，总结使用中的经验和教训，逐渐形成一部统一的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听证法规，确保公民听证权的实现。

（二）加强学习，提高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素质

听证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要办好业务培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对有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要求全体行政执法人员认真学习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行政处罚法》的学习，可以专门就听证程序组织广大执法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明确我国引入听证制度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弄清楚听证程序的具体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以承担日益提高的执法水准要求。

（三）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通过宣传法律法规，使公民都明白听证是怎么回事，消除他们不敢听证的顾虑，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当事人就知道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有关的实事、证据、法律依据进行质证、辩论，听证会后对处罚也会更容易接受、受理、心服口服，减少事后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发生，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为行政执法水平的整体改善打下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创造一个有利的执法环境。

（四）建立和完善各项听证配套制度

要完善我国法律上已确立的制度，如通知制度、公开制度等，使其更具可操作性；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执法中急需而又为听证运转所必需之制度，如主持人制度、物质保障制度、监督机制等。

主持人制度是行政处罚听证运转的组织核心。完善主持人制度，必须从法律上对听证主持人的条件、资格取得、职权职能、法律地位等作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应具有律师资格和一定行政工作经验，通过有关考试与考核，并应享有指挥听证程序进行和作出建设性的处罚决定的权利，逐渐形成一种有专门机构考试考核、选拔任命等的管理模式。当然，这要随我国整个法制进程而逐渐进行。

物质保障制度是行政处罚听证运转的必要物质基础。要从财政上给予行政机关强大的支持，才能保证执法中不为所谓正当需要而滥用权力。建议在行政执法办案中设立专款来推行该制度的运转，并且不仅限于听证的组织实施，还应用于宣传教育、人员培训、构建必要的物质设备等。

监督机制是行政处罚听证运转公正合理的保障。要建立对违反听证程序规定，应当听证而不举行听证，或举行听证而不按法定步骤进行，或者在听证中闲置或剥夺听证当事人及其他听证参与人合法权利等违法听证程序规定的惩戒制度，追究违规人员的责任。要逐步形成一种包括司法审查、执法检查、执法监督、行政督察等在内的多层次的监督体系。

（五）加强对听证制度本身的研究

纵观近年来行政理论研究状况，有关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理论研究似乎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见之于媒体的有关案例也极少，这实在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我国听证制度与西方国家比较还很落后，可以说刚具备了基本骨架，其血肉远非丰满可言。有些学者已对听证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如:逐步扩大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听证主持人与调查人分开制度，完善关于听证制度的立法等。这些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宽加深。

（六）营造一种适合中国本土法律资源的法律文化氛围

行政处罚听证的顺利运转，除法律上的努力完善，制度上的必要保障，执法人员的积极执法，更需要广大人民的支持。而要赢得人民的支持，最根本的就是要营造该程序运转的法律氛围，使人民从心理上完全接受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在内心上认可这种制度，自然地运用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个从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哈耶克也曾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强制力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可见，行政处罚听证在我国的顺利推行，从根本上说应是逐渐营造一种法律文化氛围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这种程序的价值和意义。

行政处罚听证制度顺应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行使国家行政权的世界潮流，必将随着我国市场积极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显出蓬勃的生命力，也必将为行政工作带来新的契机，带动行政处罚向民主、法制、公开、正义的方向前进。

处于一个经济、民主和法制处于上升时期，热切期待着通过比较与鉴定完善法制与民主的中国人来说，唯有实实在在地理性认识，才能使听证制度在潜移默化中在中国这块黄土地上生根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