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食品安全案件调研报告范文
一、调研背景
近几年，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从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到非食品原料生产的明胶、水解蛋白事件，从南京有毒水产品事件到广东毒酒事件，从 “三聚氰胺”事件到“地沟油”事件，从河南南阳毒韭菜事件到青岛福尔，马林浸泡小银鱼、染色馒头事件，从广州市场现“染色紫菜” 到台湾塑化剂有毒食品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一些商家为盲目追求高额的经济利益，拉低道德底线，掺假售假，以次充好。
每个事件本身看上去是孤立的，但却深刻反应了社会现状！
为了解大家对食品安全方面的看法，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高我们对食品安全的认识，我们进行了本次调研。
二、调研经过
1.目的：通过这次调研，增强人们对学校附近食品安全情况的了解
2.对象：小吃街其中的商户、摊点以及我校学生
3.时间：2022年5月15日——2022年5月19日
4.地点： 合肥市经开区锦绣大道99号合肥学院附近小吃街
5.方式：走访、访谈、调查问卷。
三、信息分析
从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来看。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人是通过媒体宣传了解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大家普遍听说三聚氰胺事件、苏丹红事件、地沟油事件。说明了媒体的宣传作用是强大的，政府和机构应该发挥媒体的宣传、教育作用。
在购买食品时，90%的人首先关注食品的生产日期及保质期，其次为相关检验标识标签和产品的包装色泽气味，这反映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注重食品的质量。65%的人普遍认为食品安全应包括：食品生产期及保质期、卫生状况、色泽、性价比及是否含有添加剂等方面。
在食品安全方面，人们最担心的是食品过期变质问题，接着便是食品中违规使用添加剂，农药、重金属残留问题。
但从实际走访访谈的结果来看，我们合肥学院的学生食品安全意识较高，具有较高的食品安全意识，能够辨别基本的食品质量好坏。
五．调研结论
通过这次调研，在走访访谈的过程中，与商点摊点经营主对话，发现我们合院附近的食品安全状况良好，绝大多数经营主能够遵循职业道德和法律约束，使
用质量较好的肉类、蔬菜、食用油和作料，而合肥学院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辨别食品的好坏。但是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小吃街摊点的油炸类食品，绝大多数的经营主不更换食用油，以致油的颜色发黑且漂有残渣。根据同学反映，在小吃街后街购买早餐时，饼类摊点出现宰客现象。
但总体来看，合肥学院周边摊点食品安全和卫生情况较好，出现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低，经营主和同学具有较好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知识。
六．调研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次发放问卷时，我们地点定在附近的超市，但选取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欠妥，所以在发放问卷时，大部分是直接绕道或者不理不睬。后来，我们将调查问卷直接发放到商户、学生宿舍中，这次取到了较好的效果，发放的问卷得到了全部回收，也获得了较为翔实的资料。但这样成本较大，后期我们将形式改为发放电子问卷的形式，这样使得受众面更加广泛，缺点是目标仅仅局限于学生，对象较为单一。
但总体来说，小吃街的经营主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可以给出详细真实的回答，绝大多数商户具有一颗真诚的心，符合自己的职业道德，这点是值得称赞的。
七、建议
针对以上遇到的问题，提出一下建议：
1消费者：不能只抱怨商户道德缺失、不负责任，我们在选择食品时，应该增强自己在食品方面的有关知识，学会辨别产品质量好坏的技能，会看保质期等专用标识，选择信誉度高的厂商和品牌，并且到正规地点购买。在购买到不合格的产品时，应该具有较强的维权意识，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对其进行举报，坚决与这种不正之风做斗争。
2.媒体：加大食品安全的宣传力度，提高安全意识，利用媒体做好教育和宣传工作。利用媒体传播速度快，受众面积广的特点，对违法经营、不符合标准、不合格的问题商家、厂商和食品，进行重点通报，已达到以一儆百和保护消费者的目的。
3.政府部门：把食品质量检查工作与群众相结合，采用质检人员和群众共同检查的方式，对食品、摊点和商户进行检查、整治活动。在保证检查人员素质和检查效果的同时，可以 开展多种群众活动，甚至可以实现“全民检查”的氛围，这种形式的效果的多方面的。
八、总结
这次的调研经过的时间比较长，需要较大的毅力，也获得了小伙伴的帮助。我们在调研的过程想了不少办法，学会了与人交谈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做调研的同时，提高了自己对于食品安全的认识，获得了一些鉴别食品安全的技能，能够保障自己的健康。
【第2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调研报告
近年来，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大量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我国人多地少，户籍制度又极大限制了农业人口的流动，农村土地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且直接关乎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但长期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模糊不清，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法律意识、合同意识淡薄，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缺位，加之国家近年来的惠农支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村土地承包引发的诉讼和信访事件频发不断。及时掌握和准确处理此类纠纷，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基本特点
（一）成讼时间上的集中性
一方面，由于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和影响，90%以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当事人往往选择在农闲季节提起诉讼，因此往往集中在每年的秋收后和春播前。相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在成诉的季节性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国家政策一直起到主导作用，相关立法只是将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使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因此，国家农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前后，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集中发生的时期。如国家出台'一免两补'土地政策后，发包方起诉承包方要求解除合同和承包方起诉发包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大批纠纷诉至法院。
（二）诉讼主体上的群体性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农业人口总数为1191万，农业人口比例高达45.8%.但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在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前，因经营土地成本高、收益低而外出谋生。国家从收取'两金一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调整为统一征收农业税，再调整为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并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后，农民经营土地的成本减少，收益显著提高。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回乡务农。部分纠纷中，发包方违约明显，承包方证据充分，胜诉率高，承包方往往选择共同诉讼。还有很多案件，起诉时仅仅是个别村民提起诉讼，但涉及问题却牵扯到其他村民或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群体利益，相当一批农户持观望态度。一个案件处理不当，往往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整个村庄甚至乡镇。另外，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农户们往往愿意凭借人多势众，甚至集体上访，赢得法院更多的理解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三）纠纷类型上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快速发展态势，农村土地承包也随之在承包主体、承包方式和权利义务内容方面体现出多样性。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土地承包、流转、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救济方式和法律责任。首先，就承包土地的权属而言，既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有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还有权属不明的土地。从承包土地的使用状况而言，既有耕地，也有林地、草地。从承包者的身份而言，除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外，还有外来人员以招标、拍卖、协商等其他方式进行的承包经营，且承包面积较大，赢利性明显。纠纷类型除了常见的外出打工农民回乡要地、出嫁女回原住所地要地及相邻农户之间争地等纠纷外，还如，有的农户因举家搬迁到小城镇，将所承包土地连同附着房屋一并转让他人，但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又反悔，要求受让人返还承包地，但不要求返还房屋。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又进行转包，在转包合同到期后，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有的承包合同经乡土地纠纷仲裁机构裁决予以解除，村委会在承包方未退出承包地之前，又将争议土地另行发包，现承包户因权利受损，起诉发包方和原承包户要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原承包户退出土地，产生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竞合。有的农户先起诉调整转包费，经法院判决支持后，次承包人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该农户又另行起诉请求解除转包合同。有的农户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口头放弃承包经营权或弃耕撂荒，村委会将上述土地另行发包，后为满足该农户的要地请求，村委会又在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但其他农户拒不接受调剂而引发纠纷等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成因
（一）合同签订不规范
1.合同主体资格混乱。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但是在发包过程中，有些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有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将同一块地分别承包给不同的村民，还有的村民小组将土地发包后，村委会收回村民小组已发包土地，重新对外发包或租赁，引发纠纷。
2.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在实践中，村、组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进行违规发包的情况屡屡发生，围绕承包合同效力产生的纠纷大量出现。有些村干部甚至在发包时搞暗箱操作，擅自以低价将土地发包给亲朋好友。有些村委会任意制订土地承包方案，以'优惠条件'将土地发包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引起了村民强烈不满。
3.合同约定内容不完善。有的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协议，一旦发生分歧，极易引发纠纷。有的虽签有书面合同，但条款不完善、不具体，有些条款甚至违反法律规定。如土地面积无约定或约定不清，甚至有的连土地的四至都未约定，仅明确了地块名称。由于约定不明，双方又各执一词，事实和责任难以认定。有的合同没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缺乏确保履行合同的制约机制，为当事人随意违约提供了条件，出现了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费，随意调整承包地，多留机动地不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强迫种植、强迫流转承包地等。
（二）合同履行不诚信
1.发包方违约。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发包方非法变更、解除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内，非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这是该法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发包方为谋取利益，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擅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回农业用地用于营利性开发建设。二是发包方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的乡村干部不注意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还习惯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政干预的手段对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滥加干涉，以发展集体经济、搞规模经营等理由强行统一种植作物，或者强制收回承包地。
2.承包方违约。主要包括承包方对土地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拒绝交纳土地承包费等情况。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承包方有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义务。土地管理法对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转用审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准程序。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承包人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批手续，在承包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甚至容许他人在承包的土地内修建坟墓牟取利益。有的承包方在承包地上建筑、取土等，造成土地荒漠化，严重破坏耕种条件，使农用地难以恢复耕种。还有的承包方以各种理由逾期、拒绝交纳承包费，构成违约。
（三）土地承包管理不规范
1.没有土地清册或记载不详。现实中，很多村委会没有建立土地清册，或者用手写财务帐簿的方式代替清册，其中不少帐簿有改动，无法确定记载事项。有的村委会建立了土地清册，但是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诸如'道南边'、'沙坑北边'、'东房东边'等划分边界的字样十分常见。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关于流转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没有记载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承包人之间发生争议时，村委会拿不出有力依据来证明土地使用权范围及流转详情，当事人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确认自己的权利，导致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2.机动地管理不当。村集体在划分土地时一般都会保留一些机动地不做分配，将其租赁给农户经营，租期5至10年不等，且一般事先收取部分或全部租赁费。由于近年来国家减免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一部分租赁户不愿意再承担原租赁费，甚至要求退还已预交的租赁费，双方发生纠纷。有些村集体为了收取租赁费用，预留机动地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未受益的农户发现当前种地效益好的形势，要求重新分配机动地，但原来的承包大户不愿意退出，产生纠纷。
（四）土地使用权流转不规范
1.转包转让型。税费改革前，有的农户觉得种地收益不高，便将自己的土地转给他人承包，其税费也相应由接受者承担。但这种农户间自发性的土地流转多是采用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或书面协议内容不具体，签订协议后往往也不通知集体经济组织，更无法得到主管部门的备案。税费改革后，原承包户要求现承包户退还其土地时，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引起纠纷。
2.代耕代种型。以前不少农民放弃耕种，外出务工经商，不承担村里和国家的税费，村干部为了能完成国家税收任务，让其他农户代耕代种。代耕代种农户履行了缴费义务，且税改时这些耕地面积又纳入了代耕代种户的计税面积，现在原承包户回村，找代耕户或村集体索要自己的承包地，发生纠纷。
3.重新发包引发纠纷。前一段时期农民耕种收入较低，有些农户弃耕抛荒，外出务工，土地长时间没有人耕种。有些农户甚至明确表示放弃承包，将土地交回，村集体据此收回承包地，并发包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上述情况又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发包人收回承包地的法定情形。税费改革后，种地收益增加，原来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回村要求继续承包，与新承包人和村集体发生纠纷。
（五）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不规范
城镇化、工业化和公路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农村集体土地，但因，征用土地上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能分享到农地增值的收益，被征地农民往往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就弱化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失地后又失业，生活缺乏保障，引发了大量的群体纠纷和上访。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笼统，加之利益驱动，农村基层组织在发放、使用、分配征地补偿费用的过程中极不规范，随意性大，特别是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分配产生的纠纷大量产生。
（六）农业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农业政策在不断向惠农支农的方向调整。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以1号文件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障。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出台《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农民应负担的费用和劳务的范围，减轻农民负担。2022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着重让农民减负增收，通过'一免两补'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承包土地的积极性。2022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作出《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土地的现实收益和预期收益大大提高，农民承包土地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陆续返回农村承包土地，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广大农民纷纷主张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益，导致大量纠纷产生。
（七）人多地少的现实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加之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基础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关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补偿或土地置换不到位，从而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作为农民基本的保障和收入来源，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涉及土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八）立法不足
1.立法的滞后与过分概括。目前，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该法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的特别法是在2002年出台。此前，此类案件审理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政策、相关单项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而截止2000年底，全国已有98%左右的村组完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另外，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流转、变更等新型纠纷大量产生，但因涉及政策和法律的衔接，各地对很多问题莫衷一是、做法不一。直到202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上述混乱状况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土地二轮承包和因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纠纷，占近五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70%以上。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内容比较原则，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对该法理解也不一致，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结果，无形中导致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的增加。
2.立法对现实考虑的不足。《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如国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原则执行，就会出现'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种','亡者有土，生者无地'等现象。该法虽然规定用机动地对新增人口进行调整，但又规定，机动地超过5%的不再增加机动地，因此很多村集体现在已无机动地可调整，许多新形成的农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地可种的现实。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这又间接增加了村集体在承包农户间进行土地调剂的难度。
3.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不力。理论界虽然一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义为一种用益物权，但在《物权法》出台前，相关法律一直没有对此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能无从发挥，从权利的取得、处分、变更及救济途径等方面更接近于普通债权。这种混有债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像真正物权那样有必要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对抗来自发包人和其他行政组织的干预'.虽然《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些接近于物权的保护方法，但在上述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仍更多地体现了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弱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绝对性，导致现实中承包地被擅自收回、随意侵犯的现象大量存在。
（九）法律意识不强
农民文化水平偏低，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道德、习惯、人情对行为的引导作用大，迁就、忍耐、私了长期作为纠纷化解的主要途经，法律知识缺乏现实需求，风险责任和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基本法律概念不清，缺乏签订合同的技巧，不愿履行备案报批程序，随意涂改证书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承包经营土地时进行掠夺性经营，破坏土地耕作层或造成土地盐渍化，任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按约定交纳承包费。一些乡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对耕地搞强制发包，对合同随意变更，对签订的合同想变就变，使承包方的合法经营权落空，产生大量纠纷。
（十）纠纷调处机制不健全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纠纷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方式解决。如果协商、调解、仲裁等诉外解决争议机制顺畅，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迅速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扩大。但是协商和非诉调解都要求双方自愿，且结果不具有强制力，而仲裁则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仲裁效力不明确的问题。至今仍有许多地区没有成立仲裁机构，即使成立仲裁机构也没有开展仲裁业务，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不得不选择诉讼，增加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负担。而法院审理案件要受相应程序法的限制，审理周期较长，容易延误农时，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和农民权益得不到及时处理和保护，引发农户集体上访，农户维权的成本也随之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案件数量多，增长趋势明显
2022年国家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时，黑龙江省被列为全部免征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试点省份，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走回家门承包土地。新一轮的土地承包热与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被弃耕、撂荒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日益增加，其中1998年至2003年期间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2003年以后发生的纠纷逐年增加，所占比例居于首位。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和绥化市为例。哈尔滨市两级法院2003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审案件537件，2022年受理1217件，2022年仅上半年就受理1459件，案件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的趋势。齐齐哈尔市两级法院2022年受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579件，2022年受理1244件，2022年受理1447件，增加趋势也较为明显。绥化市2022年至2022年上半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二审各类农村土地纠纷案2316件，其中2022年325件，2022年782件，2022年801件，2022年上半年即达到408件。
【第3篇】法院涉行政执行案件调研报告
法院涉行政执行案件调研报告
近年来，“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难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大量执行案件不能得到执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案件当事人不满意，公众不满意，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平安建设。为切实解决人民法院的“执行难”，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全国法院开展为期半年的未结执行积案专项活动。我市两级法院在专项活动中，清理出一批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的案件（以下简称涉行政执行案件），这些案件在未结执行案件中占到一定比例。从集中清理结果来看，尽管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执行措施，但执行收效甚微，执结案件只占11％，标的额占3％。为此，市中级法院专门对全市法院此类案件作了专题调研。
一、涉行政执行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数量情况
截至20xx年1月，全市法院清理出未结执行案件1037件，标的额3436万元，其中涉行政执行案件136件，占未结执行案件的13.1％；总标的额1156.98万元，占33.7％。具体市中级法院7件，标的额630.24万元；城区法院55件，标的额245万元；_____县法院62件，标的额221.52万元；海原县法院12件，标的额60.22万元。市中院未结执行案件数量虽然较少，但标的额占全市法院54.5％，_____县法院此类案件数量最多，城区法院此类案件数量和标的额也占相当一定比例，见表
（一）。
涉行政执行案件统计表
法院
案件数量（件）
案件数量
所占比例
标的额（万元）
标的额
所占比例
市中级法院
7
5.1％
630.24
54.5％
城区法院
55
40.4％
245
21.2％
_____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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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2022年案件调研报告
检察院公诉过程中的补充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诉讼环节，它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惩罚犯罪、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的补充侦查要求，往往得不到侦查机关的良好回应，甚至退而不查、查而不细、悬案不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突出问题影响公诉案件质量，拖延诉讼时间，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笔者试以对**县人民检察院xx年来补充侦查案件的基本情况、导致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以求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行使补查权，提高办案效率。
一、xx年来退补案件的基本情况
1、从数量上看，退补案件数呈现上升态势。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96件，其中退补案件18件，占19%；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91件，其中退补案件21件，占23％；xx年1月至3月，共受理刑事案件26件，其中退补案件7件，占30％。
2、从补充侦查案件性质来看，多为两抢一盗案件、故意伤害、xx等侵犯公民人身权案件。xx年退补的18件案件中有13件为该五类案件，而xx年退补的21件案件中有15件为该五类案件，xx年退补的7件案件有4件该五类案件。
二、司法实践中退补案件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方面的原因
如法律赋予了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但对鉴定的时间只规定在审判阶段不算入审判期限，这就意味着在审查起诉阶段中，必须算入审查起诉期限中，因鉴定结论往往是案件的核心证据，重新鉴定的结论出来之前，公诉部门不能对案件审结，这就导致只要出现当事人要求重新鉴定，案件就必须退补，因为重新鉴定的时间一般占用了审查起诉期限的大部分时间。如胡某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一案，在审查起诉期限还有10天时间里被害人李某对伤情申请重新鉴定，到审查起诉期限届满，重新鉴定仍未得出结论，检察机关只能退回补充侦查。又如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自行侦查，但对自行侦查如何计算期限等问题未作规定，且基层检察人员的工作时间呈饱和状态，基本上难以腾出时间、精力去补充侦查，这样使得该规定成了一纸空文。
（二）侦查机关的原因
1、言词证据缺乏系统性。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讯问或询问的内容缺乏关联性、针对性、系统性，而该证据在移送案件之前又未有针对性地再进行复核，这便很容易使该类证据与其他证据产生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该类证据的证明力。如在部分案件中缺少对犯罪嫌疑人的系统的讯问笔录，往往需用几份口供才能反映整个案情，而当这几份口供之间在内容出现相互矛盾时，事实便难以认定。这类问题在多人多次的重大复杂案件中尤为突出。
2、自首材料缺乏规范性。实践中，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节的证据主要有两种，即《抓获说明》和《报案情况说明》，所谓抓获说明实质上就是公安民警的证言，本应按照制作证人证言笔录的程序进行制作，或写明身份亲笔书写证词。但实践中，往往由承办民警制作一份抓获经过说明来代替证言，有的写得简单潦草，有的不是抓获行动参与人所写，有的甚至连详细经过也没有记载，难以与其他证据互相佐证。
3、现场勘查违反法定程序。部分案件中进行现场勘查的民警并非专门办理刑事案件的民警，他们的程序意识、保护现场的意识不足，导致《现场勘查笔录》制作粗糙，流于形式，甚至时有违法办案情形发生。如在几起现场勘查中，办案民警邀请的见证人均为本案中的被害人，该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关于“应当邀请一至二名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作见证人”的规定，使得见证行为因情感、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而蒙上主观色彩，从而使见证人对诉讼行为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失去说服力。
4、未成年人的年龄证明材料不充分。由于传统因素，我国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户口登记为阴历，且因农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经常有错登现象，而公安机关往往仅调取网上户籍材料，对是阴历还是阳历在所不问不查。如办理张某等人盗窃一案时，按照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证明上的记载，张某在案发时已满16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后承办人经自行补充侦查，找到了张某的生父母、养父母，询问了村里干部，又走访了张某的同龄朋友，最终查证张某作案时才满15周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遂建议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处理。
5、对审查逮捕工作性质认识的偏差。将审查逮捕部门对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标准视为公诉标准，一旦批准逮捕后，不再注重案件证据的充实、核实和固定，对案件可能涉及其他罪名的证据也不再收集，便直接移送公诉部门。如在盗窃案中，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将盗窃的财物再进行销赃，而明知是赃物仍予以购买的人就构成了掩饰犯罪所得罪，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只对已批捕的盗窃罪名进行调查取证，对其他相关人员的犯罪事实就不重视了。
（三）检察机关的原因
1、将退补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手段。即以退补为由借用侦查机关的办案期限来缓解工作压力的现象，当
前，公诉部门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在时间紧、要求高的情况下，致使一些没有必要补充侦查的案件无效退查。
2、退补缺乏证据指导，导致侦诉双方意见分歧。在一些案件中，侦诉人员对证据收集、应用、甄别的要求和标准不一致，又缺乏相互沟通，使得双方对补查事项发生分歧，且实践中公诉人对补充侦查提纲也不够细化，最终导致侦查人员不能领会或者不能完全领会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以致案件久查不清。
3、在现行的刑事法律规范中，对退回补充侦查程序的规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公诉人在退查的内部审批上做法不一致，在公诉人行使退补权时缺乏审查和监督，容易造成退回补充侦查自由裁量权被任意使用。
（四）庭审制度的原因
以“证据为中心”庭审模式，强化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公诉人需面临更大的诉讼风险和心理压力。因此，新的庭审方式对公诉活动提出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对侦查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公诉环节的证据源于侦查环节，一旦法庭认定证据不足而作出无罪判决，既否定了公诉部门的指控，也否定了侦查部门的工作。故而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要严格依照起诉条件，对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充分性以及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全面、认真地审查。
三、完善补充侦查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1、增强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侦查人员要把强调证据意识贯穿整个办案始终，特别是在立案之初尤为重要。在收集证据时，不可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又要收集排除其无罪、罪轻的证据，从而减少日后不必要的退查。实践证明，只有在侦查阶段对案件进行严格筛选、鉴别、论证和组合，才能为下一步案件的移送审查起诉奠定良好的证据基础。同时，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侦查人员还要树立强化固定、保全证据意识，注重使用先进科技侦查手段，才可有效避免因证据发生变化造成屡查不清的情况。
2、树立公诉人科学的执法理念。一是公诉人的退补工作应当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目标进行，对案件是否退查，怎样查等问题，要严格把关，不可轻率行事。二是树立证据规则意识是退补工作取得有效成果的保证，对于证据的收集、评判、采信等问题，科学的运用证据规则，有利于补查质量的提高。
3、强化检察内部制约机制。一是正确把握退补条件。在确定一个案件是否退补之前，努力做到在侦查机关不能及时补充所需的证据材料，以及根据实际条件，自身也无法自行补充的情况下，再考虑退补，这样可以避免诉讼程序出现反复，达到快审快结的目的。二是规范退补程序。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应严格审批手续，有利于防止退查权被任意使用，减少不必要的退查决定，提高诉讼效率。
4、完善公诉引导侦查机制。一是把握重大疑难案件的主动引导权，避免应邀引导的滞后性，以协助侦查机关制定侦查方案，提高办案的效率与质量。二是详细做好《退查提纲》，将补查的目的、方式、所需证据材料一一列明，这样侦查人员才能迅速领会意图，有的放矢地进行补充侦查，减少屡查不清的情况。三是加强检警之间的沟通和配合。通过开展联席会议等形式，使检警两家对公诉证据的标准达成共识，积极组织侦查人员观摩庭审活动，促使其了解庭审对公诉证据的要求。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xx年一xx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
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
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
（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
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
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无锡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如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
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
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
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姓名。如双方无异议的家庭成员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当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户籍登记情况又与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无矛盾之处，则可以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家庭成员作为争议房屋的共有权人。如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相一致的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则可要求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对各自的主张举证。法官可根据其它旁证材料，以当事人主张的家庭成员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风俗习惯为标准，判断当事人主张在数之内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数之外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可被酌情认定对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养子女，长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遗房产，且无其他住处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享有产权并参加析产。最高院的批复对“土改后不久”时间段未有明确规定，依照省高院1994年《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土改后不久”时间段应掌握在五年之内。
（三）涉及拆迁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标的物的确认问题。
房屋权属纠纷的确权标的当然是争议房屋，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争议房屋已经被有关部门拆除，有些房屋虽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发生房屋权属纠纷后，当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确权，阻挠拆迁，甚至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暂缓拆迁。为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对拆迁进展的负面影响，应正确认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标的物性质。
我们认为，依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的房屋拆迁安置，是合法行为，争议房屋被拆除并不代表房屋的毁损、灭失，争议房屋的权利依然存在。因争议房屋的权属纠纷与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诉讼中，确认争议标的，应区分不同情况：
1、争议房屋列入拆迁范围，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签订安置协议的，确权标的当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响此类房屋权利归属的确认，考虑到权属纠纷诉讼周期较长，而拆迁工作也有较强的紧迫性，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有关拆迁部门暂缓拆除房屋的，一般不应予以准许。是否拆除房屋由拆迁部门按照相关拆迁政决定。对当事人申请暂缓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执行，以避免错误安置带来新的纠纷。
2、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已经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但尚未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因无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确权的标的仍应是被拆除的房屋。房屋的不存在，不影响确认之诉的进行，当事人仍享有以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身份向有关部门主张安置的权利。
3、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且也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这是在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争议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权利均不存在，应当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首先，房屋权属关系与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必然涉及对安置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如果确权结果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发生了变化，则安置协议是否有效已经存有疑义，直接对安置房屋确权失去了法律基础。
其次，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中，原房屋与安置房并不是简单的一等一的置换关系或赔偿关系。依照拆迁政策，当事人对安置方式有多种选择，当事人也可放弃部分安置权利。同时，依照拆迁政策，在增加共有权人或权利人变更的情形下，拆迁人也可能存在应增加安置房屋的义务。由于原安置协议不是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为确权标的，则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拆迁安置协议一经签订，就是协议载明的被拆迁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在该协议未经正当程序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之前，法院可否直接变更安置房的权利人，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在安置房屋已经交付的情形下，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对安置协议无争议，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直接对安置房屋进行确权。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不接受安置协议，仅要求对原房屋确权的，法院仍应以原房屋为确权标的，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判决确认的房屋权利人向拆迁人主张权利的，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当然，拆迁人如果是善意、有偿与原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一般应当维持原安置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拆迁工作的严肃和有序。至于真正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要求擅自处分他人或共有人财产的侵权人赔偿损失的方式获得救济。
（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
认定问题。
土改房屋权属纠纷通常是与继承纠纷并存的，其中涉及的收养关系多数是在收养法实施前形成的事实收养，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也是此类纠纷中的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当事人之间须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的身份长期发生抚养或赡养的生活关系。具体可表现为当事人相互间都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或子女随父母姓氏，或有收养文书、或申报户口登记等。一般应以“长期共同生活”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
2、须有群众和亲友的公认。即群众和亲友公认当事人之间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最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友和乡邻，他们的看法对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之一。
3、须有基层组织的承认。基层组织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负责当地群众的日常事务管理，对当事人间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性质有清楚的了解。基层组织的承认是确定当事人间关系性质的主要证据。
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解除。在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又因各种原因，做出一些行为，如将双方户籍分开、养子女迁回亲生父母处居住、双方在各自档案中不再填写收养关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行为表明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关系，可因当事人的协议而成立，也可因双方的协议而解除。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的规定也强调了收养关系的协议性质。收养法规定了解除收养关系的两种方式，一是依当事人协议而解除，二是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诉讼方式解除。可见立法所强调的是收养关系因协议产生，也因协议解除，协议不成的，须以诉讼方式解除。不认可所谓的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行为而事实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在认定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应当参照现行立法的精神及收养的实质，强调以当事人双方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形式公开解除为标准。
（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诉讼时效问题。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有两种情况：
1、1989年换证时的公告时间是否应认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
1989年对土改房屋进行换证时，通常是经过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辩原告应当在公告之时知道权利被侵害，原告迟至现在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我们认为，颁发房屋产权证之前的公告，是颁证机关为保证颁证的正确性，对拟颁证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征求利害关系人或其他人的异议、意见的行为。这种公告不具有已将房屋产权情况告知全体利害关系人的法定效力。简单地将公告时间认定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应证明原告知晓公告且无异议。
2、关于继承的诉讼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对象问题。
《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者规定的差异之处在于两种诉讼时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继承的20年时效是自继承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是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继承法》是1985年颁布生效的，《民法通则》是1987年施行的。对《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后怎么适用这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作出了司法解释：“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上述司法解释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包括明确表示继承和视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不适用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所有权保护的诉讼时效。第二，在继承权被侵害时提起继承诉讼时，应适用《继承法》第8条关于2年或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
在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遇到的继承大都属于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之情形，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过特别的情形，即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分割遗产，但遗产已被非继承人占有取得（侵权未超过二十年）。继承人在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确权诉讼。这种纠纷是属于继承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适用何种诉讼时效规定，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继承权纠纷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纠纷的一种类型，《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对这种侵权纠纷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给审判实践带来了混乱。从法理角度来讲，《继承法》是民法中的单行法，不得违背基本法，同时，《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在《继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则应视为对前法与之矛盾之处的修正。从实践角度来讲，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权利被他人侵犯，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实际上剥夺了房屋继承权人法定的、正当的、合理的权利。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xx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并于xx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在**区的实施情况如何?从我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可见一斑，为此，笔者就该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
(一)刑事案件。我区未成年人案件主要为刑事案件。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保护为立足点，教育为着力点，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对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未成年人，均适用缓刑;三是开庭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为其指定辩护人;四是通知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五是一律不公开开庭审理;六是对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被告人;七是坚持当庭法制教育，使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八是认真总结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和相关部门、单位沟通，共同做好工作。
(二)民事案件。近年的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主要为婚姻家庭类案件、继承案件及侵权案件。离婚、监护等案件中，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以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听取有表达意愿、表达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双方具体情况来处理;继承案件中，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保障独立的财产权;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及时处理、及时结案，保障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侵权案件中，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案件，在尽快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及时主持调解，督促责任人尽快赔偿被害人，让受害人能及时得到救助。
(三)行政案件。主要是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案件。如某网吧因为容留未成年人上网而受到行政处罚，网吧不服向法院起诉的案件。
(四)执行案件。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执行案件，主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及时执行兑现。对于无执行能力的案件，则依靠联动执行机制和执行救助机制，灵活解决当事人的困难，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五)法制宣传教育。要积极组织开展“送法六进”活动，深入学校举办法制宣传讲座，以案说法，教育、引导学生学法、懂法、守法。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促使新生少年健康回归社会。法院要积极开展巡回审理、判后回访、模拟法庭、电视宣传、结对帮扶等活动，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使未成年人处处感受到社会的阳光和温暖，促使他们健康成长。
二、未成年人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和成因
(一)社会联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机制未建立完善。工作中，未形成系统工程，仍然呈现“八仙过海”的局面，法院、公安、司法、群团组织、关工委大多时候仍是各自为战，协调配合不足，未形成合力。亟需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协调下的联动协作机制，将其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统筹安排，分工协作，共同努力做好工作。
(二)法院少审机构不健全。就全国法院系统情况看，除试点中院、基层法院外，绝大部分基层法院还未成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有的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部附设了“少年审判庭”，机制、制度、保障不配套，不利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和综合管理。
(三)需强化家庭和社会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一些负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机构、部门认识有待提高，工作中未严格依法办事，致使不时出现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一些家庭和家长不负责任，把家庭的未成年人当成“私有财产”，甚至放任自流，导致个别子女走上歧途。
(四)法制宣传教育仍需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习、宣传不够深入，贯彻落实不够有力，致使存在“误区”、“盲区”，不利于法律法规的执行。
三、继续做好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建议
(一)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按照“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少年法庭工作八方针，推动完善少年法庭审判管理工作。及时出台完善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统一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从组织机构上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要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严格执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量刑的方法和步骤，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三)加强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力度。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办案人员要专业化、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实行社会调查制度、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些诉讼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使法院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更有针对性，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创造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的条件。因此，法院对相关立法精神要深入进行解读，联系实际狠抓落实。
(四)建立回访制度。回访的对象不仅仅是未成年缓刑犯，还应包括其他判处监禁刑的罪犯，以及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的未成年当事人，了解法院的裁决对其生活的影响，鼓励失足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五)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要在党委、政府青少年工作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协调法院、公安、司法、共青团、妇联、文化、关工委等部门联动协作，采取举办法制讲座、文艺演出、以案说法、模拟法庭、现身说法等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大渡口区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审判情况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辖区内重钢搬迁，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城市建设日益加快，各类劳动争议纠纷逐年上升，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对辖区内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进行深入调研，并就化解这一社会矛盾提出对策建议。
一、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大渡口法院xx年劳动争议案件结案103件，其中调解结案25件，调解率24.27%;xx年结案110件，调解44件，调解率40%;xx年结案239件，调解64件，调解率26.78%;xx年结案456件，调解201件，调解率44.08%。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案件类型多样化。从类型上看，劳动争议以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待遇等传统类型居多，约占劳动争议案件数的76.6%，其中尤以社会保险待遇最多，占到了案件总数的61.7%。
2.诉讼主体群体化。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及涉案人数均显著增加，该类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尖锐，调解难度大，处理结果带有示范效应，稍有不慎，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3.利益诉求复杂化。由以往的单一诉求转变为现在的多个诉求。诉求的复杂化导致案件审理难度加大，调解率低，审判周期延长。
4.诚信危机普遍化。由于对自身利益的片面追求，导致恶意诉讼频现，不讲信用。如用人单位利用自身掌握全部管理性因素的优势，在不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且现金支付工资的情况下，否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
5.利益平衡两难化。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一对矛盾体。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面临两难境地，既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6.法律关系复杂化。劳动争议案件涉及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等一系列规定，适用起来难度相当大。
7.救济缺失化。劳动者诉请单位补交社保，法院予以支持，但现实中社保机构内部规定不予补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导致劳动者救济权缺失。
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的原因分析
1.劳动合同签订履行不规范。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等相关规定含糊其辞，故意回避应承担的义务;不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签订“霸王合同”、“生死合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2.“打包转让”劳动者。用人单位为规避两倍经济补偿金等条款规定，将劳动者“打包转让”，统一划给其他公司，不同意者作自动辞职处理。
3.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转移用工。用人单位要求职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权益被侵犯后，两单位互相推诿责任。
4.以虚设单位名义发生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虚设一个单位，以该虚设单位的名义与劳动者发生劳动关系，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5.企事业单位改制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集体企业改组、改制，事业单位裁员、待岗等，引起劳动合同变更、解除，但未按相关规定变更劳动关系。这些问题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很难通过现有法律来有效化解。
6.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部分用人单位与季节性、临时性的劳动者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工资报酬、劳动保障条件等都是口头承诺，为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埋下了隐患。
7.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具有建设施工资质的承包人将工程(或部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个人承建，由于分包人没有建设资质、安全生产管理不善等原因，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分包人作为用工者未依法给工人缴纳保险，无力承担受害者的工伤待遇，发包人和承包人、分包人互相推诿，受害者的相关赔偿得不到解决。
8.通过恶意诉讼获取利益。一些劳动者有意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达到双倍经济补偿的目的。在工伤和职业病诉讼中，有的用人单位采取疲劳战术，穷尽所有司法程序拖延时间，恶意诉讼。
9.诉讼成本降低。xx年之后，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费降至0至10元，劳动仲裁也免收费用，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还可以不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从而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这也是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一大原因。
三、解决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对策和建议
1.加大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建立司法机关、劳动行政部门与工业园区的交流机制，通过专题讲座、以案说法等形式，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依法用工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使双方都做到理性维权。
2.完善多元化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仲裁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引导双方采取协商办法解决纠纷，避免劳动争议大量进入诉讼程序。法院与劳动行政部门、用人单位共同成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及时快速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3.法院应依法慎重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涉及当事人多、矛盾尖锐，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民法院要选派业务能力强、审判经验丰富、善于做调解工作的法官，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力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劳动保障部门加强职能作用。劳动保障部门指导用工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各项劳动标准，督促企业做好劳动合同签订和履行工作，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查处，使企业不敢触碰违法高压线。在补交社保问题上，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对相关规定进行修改，避免法院作出裁判后劳动者权利仍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第5篇】侦查监督环节涉法上访案件调研报告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民主及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近几年来检察机关涉法上访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侦查监督环节中涉法上访案件所占的比例较大。从笔者对本辖区内２００３年以来２００余起涉法上访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与侦查监督有关的涉法上访案件就有5３件，占上访案件总数的26％。涉法上访案件中，部分案件反映出法律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还
有部分则是有些人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或侦查工作的些许失误而大做文章，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相当比例的上访者属于无理缠诉，其中不乏恶意缠诉的.，但更多的是对法律、法规的一知半解、无知、曲解而固执己见者.依法处理涉法上访问题，侦查监督部门责任重大，为此，本人就辖区内此类案件的情况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与侦查监督有关的上访案件的特点：
１、受到不法侵害后投诉无门情况下四处上访告状，“一稿多投”，期望值高，要求急切；
２、少数上访人情绪偏激，接待处理难度大；
３、反映问题相对集中，大多数与自身切身利益有关；
４、反映问题大多性质严重。
５、反映问题既有正当合理的一面，也有超出法律、法规不合理的一面。在与侦查监督有关的上访件中，反映问题均是事出有因，所以百分之八十提出的要求合理，但出于对法律法规的一知半解或曲解，处理要求上随意性大，不合理要求的占受理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二、产生此类上访案件的原因：
（一）凸现司法机关自身的问题：
１、群众观念淡薄。个别部门和执法者对工作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或处置渠道不畅通，使原本简单问题不能及时处理。有的问题涉及两家执法单位，但相关单位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见利而动，遇难题就“踢皮球”，使群众状告无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心理上便由不信任进而产生对抗情绪，由此引发上访告状；有的则是群众观念淡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而对自身问题不能正视，不仅伤害了群众感情，而且容易引发群众上访。
２、自身素质不高。有个别执法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缺乏政治敏锐性，面对当事人或来访群众，竟忘了自己的职责，不是做正面的引导工作，却鼓动群众越级上访，甚至为其出谋划策，充当“专家”、“高参”；有的则对上访者态度恶劣、粗暴或者互相推委，将其拒之门外，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导致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降低；还有的形式上了结了案件，但对上访人反映的问题解释工作不到位，心中的疙瘩未解开，没有做好善后工作；还有的一味拖、等、靠，直至上访人的合理要求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解决，引发其上访不断。
３、办案力量薄弱。与侦查监督有关的上访案件，往往是案件本身办理难度大，有些案件的落实阻力大、困难大。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在思想上多少都有些畏难情绪，怕办不好，怕惹火烧身，加之领导重视不够，只管批阅，很少过问办理结果，很少督办，批过了也就算完了。因此，领导不问，办案人不办，人为的造成一些涉法上访人员重复上访。实际工作中，侦查监督部门承担了部分处理信访件的职能，但事实上侦查监督部门由于工作头绪多的客观原因，存在着警力捉襟见肘，干警素质有待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有待增强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解决。
４、质量问题突出。凡是涉法上访案件，大都在质量上存在问题，或是证据不扎实，办案人员在侦查阶段把证据没有收集到位，工作不细、不实，取得的证据似是而非，经不起公诉检验，或是程序不合法、违法办案，或是法律条文发生变化，或是因其他因素干预，凡此种种，大都造成案件质量不高，诱发了涉法上访案件的产生。如：戢某的姐姐在一次与人争吵后是死于家中。侦查机关及时调查后基本排除了是被控告人殴打致死的事实，双方在村级组织及公安机关的调解下，达成了死亡经济补偿协议。事隔二十余天后，戢某称有证据证明其姐姐死前确实被人殴打过，要求公安机关验尸查明死因。因证据发生了变化，公安机关在对证人询问后，没有及时核实证据的真伪及证明效力，在随后的尸检中仅仅排除了非毒物致死，但属生理性病变死亡，还是外因所致的问题，不能确定。公安机关的侦查失误及草率，使戢某的控诉请求无法得到满意答复，导致其连续不断的持续上访。
【第6篇】案件调研报告
借“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之际，15日，顺德发布《xx年涉消费纠纷案件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去年该院审理的涉及消费纠纷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件数位居榜首，占总案件数的75.37%。
在本次调研中，涉及消费纠纷案件的商品类型多样，包括食品、房屋、汽车、家具、手机、家电以及其他日用品，其中以购买房屋、日用品、食品产生的纠纷较多。数据显示，xx至xx年三年间，该法院共审理涉消费纠纷案件293件，仅去年就有135件。案件类型包括买卖合同纠纷、产品责任侵权纠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旅游服务合同纠纷四大类，其中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件101件，较去年增加49件，占今年总案件数74.81%。
此外，被告身份涵盖超市商场、专业卖场、个体户、网络购物平台以及房产开发商等经营者，其中在以大型商场、超市为被告的案件中，调解撤诉率最高。据统计，在9件该类案件中有7件能够通过调解或撤诉结案，占该类案件的77.78%。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xx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并于xx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在**区的实施情况如何?从我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可见一斑，为此，笔者就该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
(一)刑事案件。我区未成年人案件主要为刑事案件。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保护为立足点，教育为着力点，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对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未成年人，均适用缓刑;三是开庭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为其指定辩护人;四是通知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五是一律不公开开庭审理;六是对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被告人;七是坚持当庭法制教育，使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八是认真总结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和相关部门、单位沟通，共同做好工作。
(二)民事案件。近年的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主要为婚姻家庭类案件、继承案件及侵权案件。离婚、监护等案件中，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以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听取有表达意愿、表达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双方具体情况来处理;继承案件中，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保障独立的财产权;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及时处理、及时结案，保障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侵权案件中，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案件，在尽快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及时主持调解，督促责任人尽快赔偿被害人，让受害人能及时得到救助。
(三)行政案件。主要是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案件。如某网吧因为容留未成年人上网而受到行政处罚，网吧不服向法院起诉的案件。
(四)执行案件。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执行案件，主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及时执行兑现。对于无执行能力的案件，则依靠联动执行机制和执行救助机制，灵活解决当事人的困难，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五)法制宣传教育。要积极组织开展“送法六进”活动，深入学校举办法制宣传讲座，以案说法，教育、引导学生学法、懂法、守法。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促使新生少年健康回归社会。法院要积极开展巡回审理、判后回访、模拟法庭、电视宣传、结对帮扶等活动，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使未成年人处处感受到社会的阳光和温暖，促使他们健康成长。
二、未成年人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和成因
(一)社会联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机制未建立完善。工作中，未形成系统工程，仍然呈现“八仙过海”的局面，法院、公安、司法、群团组织、关工委大多时候仍是各自为战，协调配合不足，未形成合力。亟需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协调下的联动协作机制，将其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统筹安排，分工协作，共同努力做好工作。
(二)法院少审机构不健全。就全国法院系统情况看，除试点中院、基层法院外，绝大部分基层法院还未成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有的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部附设了“少年审判庭”，机制、制度、保障不配套，不利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和综合管理。
(三)需强化家庭和社会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一些负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机构、部门认识有待提高，工作中未严格依法办事，致使不时出现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一些家庭和家长不负责任，把家庭的未成年人当成“私有财产”，甚至放任自流，导致个别子女走上歧途。
(四)法制宣传教育仍需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习、宣传不够深入，贯彻落实不够有力，致使存在“误区”、“盲区”，不利于法律法规的执行。
三、继续做好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建议
(一)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按照“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少年法庭工作八方针，推动完善少年法庭审判管理工作。及时出台完善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统一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从组织机构上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要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严格执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量刑的方法和步骤，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三)加强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力度。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办案人员要专业化、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实行社会调查制度、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些诉讼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使法院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更有针对性，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创造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的条件。因此，法院对相关立法精神要深入进行解读，联系实际狠抓落实。
(四)建立回访制度。回访的对象不仅仅是未成年缓刑犯，还应包括其他判处监禁刑的罪犯，以及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的未成年当事人，了解法院的裁决对其生活的影响，鼓励失足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五)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要在党委、政府青少年工作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协调法院、公安、司法、共青团、妇联、文化、关工委等部门联动协作，采取举办法制讲座、文艺演出、以案说法、模拟法庭、现身说法等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情况的调研报告
简易程序，简言之，就是简化了的普通程序，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案件所适用的程序。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程序具有诉讼方式简便、受理程序简便、传唤方式简便、开庭审理程序简便、实行独任制审理、审结期限较短的特点，它一方面方便了当事人诉讼，减少了当事人的讼累，使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它也能相对快速、及时地审结案件，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同时它也节省了诉讼成本，体现了诉讼的经济原则，为人民法院集中力量审理复杂、疑难案件腾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正因为这些优势，近年来在受理案件数大幅增加的大背景下，简易程序受到了基层人民法院的青睐，它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件数量的日益增加与审判人员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
虽说简易程序有其明显的优势，然而适用简易程序却有诸多的要求。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了;“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议无原则分歧。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适用简易程序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办案效率的目的。然而，适用简易程序也有“不”的原则，如：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发回重审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xxxx年全国法院案件质量情况统计分析》，我省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针对这一情况，我院对辖区内xxxx年度审结的案件进行深入调研，从刑事、民事两个方面分析我院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并对相关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
—、刑事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
在xxxx年审结的xxx件刑事案件中，有54件适用了简易程序，比例约为xx%，适用率不高。其中有xx件为盗窃和交通肇事案件，约占适用简易程序案件总数的xx%。可以看出，我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类型相对集中。分析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少的原因是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比较少，我院刑庭是根据检察院提起的程序来定审判程序的，检察院建议适用普通程序我们就适用普通程序，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我们就适用简易程序。检察机关毕竟不是裁判刑罚的主体，在起诉时，如果对法定刑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即意味着检察院明确向法院建议对被告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检察院一般不会对法定刑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民事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审理情况
我院xxxx年审结的xxxx件民商事案件中，有xxx件适用了简易程序，比例约为xx%，标的额超过xxx万元，多集中于婚姻家庭、人身损害赔偿、买卖、借款合同纠纷。究其简易程序适用率不高的原因：①受简易程序的审限限制，“案情复杂”也是限制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因为这需要独任法官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案件情节、当事人争议、权责分析透彻，并作出相应裁判。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形式成多样化，有些民商事案件的情节突显前所未有性，导致法官对何谓“案情复杂”认定不一，有些案件看似简易，但在审理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转普通程序审理。②送达难一直是困挠法院的疑难病症之一。当前普遍存在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一方躲避送达、不积极应诉的情况，工业滤布 这种情况在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犹为突出，当事人基本上为农民或者无固定职业者，他们为了生活外出打工早出晚归或者流动性很快，且不懂法、不知法，起诉人往往也不能提供准确的受送达地址，送达找人甚难，致使送达难以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当案件数量增加时，有些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就来不及在审限范围内审结，不可避免地使得本可以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因审限不足或者需要公告送达而被迫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院所属辖区作为老商业中心，流动人口增多，案件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日益增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有：直接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公告送达作为一种拟制送达，产生与直接送达相同的法律效果。法律对于公告送达的规定，有效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也使得人民法院在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仍可以按程序正常办案。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直接排除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之外，因而影响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④由于国务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故从法院办案和建设所需经费的角度考虑，对于诉讼标的额较大(一般为10万元以上)的民商事案件基本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而没有分析案件本身是否属于疑难复杂或者争议较大，这也是简易程序适用率不高的因素之一。
三、措施及对策
1、提高认识，强化当前效能社会建设背景下适用简易程序重要性的意识。对于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否则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就会在不经意的拖延中被抹杀。
2、加强立案审查，不以诉讼标的额大小作为案件难易和争议是否大小的判断标准，确保简易程序的准确适用。如果简易程序因适用不当而被迫转为普通程序，就会增加工作量，又浪费时间和精力，因此把住收案关口，将问题解决在立案之前，这样才有利于保证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顺畅流转。对于难于送达的案件，要集中力量一个一个解决，不能让问题一拖再拖。
3、加强庭前准备工作，提高当庭宣判率，严格控制审理期限。简易程序便捷与高效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当庭宣判。但是简易程序不能简单处理，庭前准备工作是解决当庭宣判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审判人员在开庭前应当认真阅卷，发现事实及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及时在庭前解决。对应当出庭的诉讼参与人，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及附带民事诉讼的，一定要及时通知到位，并做好相应的调解工作。
案件的复杂程度是对应审判水平而言的，案件的难易也因人而异，只有我们办案水平真正得以提高，才能化难为易，化繁为简。
4、充分发挥调解这一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我国《民事诉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50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请求调解”。显然，调解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调解和判决相结合的方式更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大特点，被国外称之为“东方经验”。中国人讲究“和气”，在保证当事人在自愿、滤布合法的基础上，尽量多适用调解这种解决纠纷的替代性措施，具有节省时间、费用且不伤和气的效果。又由于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融合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调解制度能及时解决纠纷，并能相应提高办案效率。
5、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公正和效率是法院工作的永恒主题，迟来的裁判是“不公正”的裁判。为了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及时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迅速消化社会个体矛盾，建立高效的审判机制，有必要全面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例如公告送达诉状副本的案件，其实案情往往并不复杂，开庭常常是核对证据的过程，这种案件被硬性规定必须适用普通程序而由合议庭审理，过于形式化，反而浪费人力、财力、物力。因此，也可以有选择地对需要公告送达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公告送达的时间依法可以不计入审限内，确保该类案件能够在适用简易程序的审限内结案)。
6、增加人员配备。目前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法官除了对案件进行裁判外，还承担调查取证、证据交换、组织调解、信访接待等工作，这些工作极大地消耗法官的时间和精力，使法官处理案件的周期明显拖长，在简易程序规定的三个月内无法审理完毕，结果造成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从而降低简易程序适用率。因此，配备法官助理等审判辅助人员，赋予审判辅助人员调查取证、财产保全、证据交换方面的权限，使法官从繁琐的程序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等实体性裁判上，从而且缩短案件处理的周期，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率。
7、大胆借鉴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做法，对民诉法规定必须或者实际需要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但对其中并不复杂疑难的案件，可先由主审法官一人开庭审理，主审人应对案件事实负全责，然后再由合议庭对权利义务等法律关系、裁判结果进行评议。这也不失为使案件繁简分流、审判效率提高的措施之一。
简易程序实是为方便百姓、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审判成本之用，然而简易不代表随易，要想真正使得简易程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要从其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系统地运用，做到“两手都要抓”，而且还要抓好，让简便、易行落到实处。
对民事再审案件调解难的调研报告
目前，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难度增大，再审案件调解相较原审更是难上加难，再审调解成功率相对较低。笔者作为从事审判监督工作多年的法官，对再审案件调解难问题感触颇深。为探求再审案件调解工作规律，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率，结合本院五年来的民事再审案件审判情况，对当前再审案件调解难问题作以探讨。
一、再审案件调解率低的原因
我院自xx年以来，共审理民事再审案件30件，其中调解结案的仅为5件，调解率仅为16.7%。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再审案件调解率很低，造成此结果有诸多原因。
（一）现行法律对再审案件调解的规定有待完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权，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规定的是法院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调解的规定。xx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的规定，当然，民诉法总则第九条的立法精神是调解应贯穿民事审判的始终，对再审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也是法官应做的工作。但对再审案件的调解在理论方面还有争议，在法律规定上还有盲点。
（二）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积怨久远。提起再审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较大，在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信访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平台基本被破坏殆尽，调解难度相当大。这是再审案件调解难的最大原因。
（三）再审案件来源复杂，当事人存在误解。审判监督程序下的纠错原则是依法纠错。然而很多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由于这种误解的存在使得再审申请人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接受调解，使调解失去当事人的配合。即使经反复做其工作后能勉强愿意调解，因为误解较深，调解的成功率也很低。
（四）再审案件案情复杂、疑难。再审案件多是经过一审、二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因案件已经多次审判且历时久远，错综复杂的事实更难以查清。加上当事人坚持己见，一争高下，赌气打官司的心态占了上风，所以对这类再审案件调解也是相当难。这类案件一般以合伙纠纷案件居多。如我院审理的薛丽、薛晶与史顺利、史经来合伙纠纷案及郑宏斌与尹前发合伙纠纷案。该两案均属合伙纠纷，因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没有规范的协议和帐目导致发生纠纷，且案件事实经一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后更加错综复杂，事实认定难上加难。双方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已不是纯粹的诉讼，而是打赌气官司，让双方坐下调解都非常难。
（五）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关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有顾虑，庭审合议后交审委会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想惹火烧身。
（六）再审中当事人不到庭造成调解难。有的法人主体灭失，或自然人下落不明，甚至有些当事人故意规避既判义务，或有的申诉方申诉动机就是为拖延或逃避履行义务，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案件失去调解基础。
二、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结案率的对策
如何解决再审案件的调解难问题，提高再审调解率，以减少信访，维护稳定。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承办法官必须站在讲大局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畏惧心理，摸索经验，扬长避短，做好再审调解工作，提升再审调解成功率。
（一）善用技巧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二）利用当事人厌战心理，抓住时机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历经多次诉讼，有的身心俱疲，再审程序正好给这类当事人提供一个言和休战的平台，对此类案件，再审法官要善于把握其心理，抓住时机，找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如我院成功调解的张丽与李春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此类典型案件。
（三）强化庭审打好基础促调解。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过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使他们明事实、明法律、明利害，调解可顺势而成。
（四）查清法律事实促调解。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的原因，再审法官要判前释法、判后答疑，以免除认为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思想怨结。
（五）适时转移重心有的放矢促调解。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对症下药促调解。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的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
（七）善于利用监督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要区别对待，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我院成功调处的艾滋病患者任某、徐某诉县人民医院、信阳市中心血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一案，在办理该案时，承办人和院领导多次向县委、县政法委汇报案情，积极争取县委、县政法委的支持，在两被告给予适当赔偿的情况下，由县里拨付原审原告司法救助款一万元，最终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使案件调解结案。
（八）巧借抗诉机关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检察机关要参与，还有些再审案件，虽然不是检察院提起抗诉而再审的，但当事人去反映过、信访过，检察院较关心处理结果。对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这些案件，如何调解结案，就要涉及到与检察机关的工作配合。要多与检察机关协商，交换个案的认识，争取得到检察官对法官调解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再审案件当事人会在法官和检察官的说服教育下，改变错误的认识，达成调解协议。纠纷解决了，矛盾排除了，这不但是对法院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检察工作的肯定。如我院审结的张某与县人保公司劳动争议抗诉再审一案，法检两家联手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终使双方握手言和，该案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
（九）转变观念寻找最佳观念促调解。再审案件要调解成功，再审法官还有个观念应该转变，就是案件的处理过程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无缺的判决结果，而要去找到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纵观再审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维持原判的比例较大，笔者所在的法院，再审维持率近40％。为什么一审、二审、再审都是同一结果，当事人还不服呢？出现这一情况，应该说法院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没错，问题出在承办法官只追求了正确的判决结果，忽视了寻找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对待此类问题，再审法官只要跳出一审、二审法官的思维模式，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公德、道德等作为依据，寻找当事人双方能够接受的案件最佳处理方案，从而调解结案，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十）善于营造良好氛围促调解。热忱对待当事人，创造调解的良好氛围。进入审判监督程序，有当事人其缠诉、缠访的原因，在处理再审案件时，对当事人法官就热情不起来。外因是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对原裁判有意见，有看法，所以对法院、法官是有意见的。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调解的基础和氛围与一、二审审判比要差得多。因此，再审法官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热情接待当事人，营造调解氛围；要从树立维护人民法院整体形象的大局出发，以纠正和改变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偏见为已任，创造调解的基础。
【第7篇】侦查监督环节涉法上访案件调研报告范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民主及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近几年来检察机关涉法上访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侦查监督环节中涉法上访案件所占的比例较大。从笔者对本辖区内２００３年以来２００余起涉法上访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与侦查监督有关的涉法上访案件就有5３件，占上访案件总数的26％。涉法上访案件中，部分案件反映出法律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还
有部分则是有些人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或侦查工作的些许失误而大做文章，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相当比例的上访者属于无理缠诉，其中不乏恶意缠诉的.，但更多的是对法律、法规的一知半解、无知、曲解而固执己见者.依法处理涉法上访问题，侦查监督部门责任重大，为此，本人就辖区内此类案件的情况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与侦查监督有关的上访案件的特点：
１、受到不法侵害后投诉无门情况下四处上访告状，“一稿多投”，期望值高，要求急切；
２、少数上访人情绪偏激，接待处理难度大；
３、反映问题相对集中，大多数与自身切身利益有关；
４、反映问题大多性质严重。
５、反映问题既有正当合理的一面，也有超出法律、法规不合理的一面。在与侦查监督有关的上访件中，反映问题均是事出有因，所以百分之八十提出的要求合理，但出于对法律法规的一知半解或曲解，处理要求上随意性大，不合理要求的占受理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二、产生此类上访案件的原因：
（一）凸现司法机关自身的问题：
１、群众观念淡薄。个别部门和执法者对工作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或处置渠道不畅通，使原本简单问题不能及时处理。有的问题涉及两家执法单位，但相关单位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见利而动，遇难题就“踢皮球”，使群众状告无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心理上便由不信任进而产生对抗情绪，由此引发上访告状；有的则是群众观念淡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而对自身问题不能正视，不仅伤害了群众感情，而且容易引发群众上访。
２、自身素质不高。有个别执法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缺乏政治敏锐性，面对当事人或来访群众，竟忘了自己的职责，不是做正面的引导工作，却鼓动群众越级上访，甚至为其出谋划策，充当“专家”、“高参”；有的则对上访者态度恶劣、粗暴或者互相推委，将其拒之门外，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导致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降低；还有的形式上了结了案件，但对上访人反映的问题解释工作不到位，心中的疙瘩未解开，没有做好善后工作；还有的一味拖、等、靠，直至上访人的合理要求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解决，引发其上访不断。
３、办案力量薄弱。与侦查监督有关的上访案件，往往是案件本身办理难度大，有些案件的落实阻力大、困难大。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在思想上多少都有些畏难情绪，怕办不好，怕惹火烧身，加之领导重视不够，只管批阅，很少过问办理结果，很少督办，批过了也就算完了。因此，领导不问，办案人不办，人为的造成一些涉法上访人员重复上访。实际工作中，侦查监督部门承担了部分处理信访件的职能，但事实上侦查监督部门由于工作头绪多的客观原因，存在着警力捉襟见肘，干警素质有待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有待增强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解决。
４、质量问题突出。凡是涉法上访案件，大都在质量上存在问题，或是证据不扎实，办案人员在侦查阶段把证据没有收集到位，工作不细、不实，取得的证据似是而非，经不起公诉检验，或是程序不合法、违法办案，或是法律条文发生变化，或是因其他因素干预，凡此种种，大都造成案件质量不高，诱发了涉法上访案件的产生。如：戢某的姐姐在一次与人争吵后是死于家中。侦查机关及时调查后基本排除了是被控告人殴打致死的事实，双方在村级组织及公安机关的调解下，达成了死亡经济补偿协议。事隔二十余天后，戢某称有证据证明其姐姐死前确实被人殴打过，要求公安机关验尸查明死因。因证据发生了变化，公安机关在对证人询问后，没有及时核实证据的真伪及证明效力，在随后的尸检中仅仅排除了非毒物致死，但属生理性病变死亡，还是外因所致的问题，不能确定。公安机关的侦查失误及草率，使戢某的控诉请求无法得到满意答复，导致其连续不断的持续上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