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中国职业经理人生调查报告
在中国，对于职业经理人总体生存环境与状况的研究，较有影响的当属《经理人》与兰邦市场调查公司自1998年以来每年一度的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职业经理人调查以及华信惠悦(watson wyatt)亚太区人力资本指数(hci)、薪酬趋势研究报告等。笔者曾有幸成为兰邦的调查对象，被告知接受调查的资格之一是目前在职且月薪在5000元以上;同样，华信惠悦调查的对象也是一些正常运作的知名公司。很显然，这些调查面向的职业经理阶层是在职而非在野，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群体的客观存在。虽然这个处于离职状态群体的具体人数难以估计，然而以笔者归国后应聘以及后来主持招聘的切身体验来看，这个群体人员应不在少数。笔者认为，缺乏了对这一群体的深入调查研究，就难以真正凸显职业经理人总体生存环境与状况，因而也就难以揭示中国职业经理人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问题。
放眼于未来，我们就必须理解他们的今天以及明白他们的昨日。
他们的昨日
科学研究证实，人的口味喜好大多是在8岁以前形成，尽管以后随着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口味喜好，然而却很难彻底改变口味习性，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大多喜爱自己母亲饭菜的根本原因。当审视这一代基本已过而立之年的职业经理人时，我们就必须正视他们成长环境对其思想行为定型与人格形成的后天影响。
从幼儿园直至中学毕业，这一阶段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的世界，市场经济离他们极为遥远。由于自小缺乏对商业世界的切身体验，这种先天不足*后天补养往往难以完全弥补。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环境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职业经理人商业直觉与敏感、对于其营商理念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大学时代，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基础设立至为重要的时刻，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高校，即使是经济类专业出身，这一阶层又能学到些什么?今天看来，当时的许多经济理论不仅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并且其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尽管那时的大学生与今天相比要刻苦许多，然而他们所能接触的经济理论领域完全是一个被人为隔绝的世界，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一代职业经理人知识结构与学术素养上的后天失调。
让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职业经理人的摇篮——东西方mba教育的不同：在西方，如果没有实际企业管理经验与经商潜质，是难有资格接受正规高校mba教育的——美国大学mba就学之前基本有着四五年以上的职业经历，而我国mba入学资格是通过统一联考(单科考试)评判考生的理论学习成绩决定;我国mba教育套用的是研究生的教育体制与培养模式，而这本身就与mba的市场要求背道而驰——因为mba是在培养职业经理而不是研究人员;西方的mba是一种职业训练，而中国的mba是一种学历教育;西方的m ba毕业时要求做一个项目报告，而中国的m ba毕业时却是要求写论文，所以西方的mba在模拟着一个又一个实战案例，而中国的mba在记录着一个又一个西方经济故事、背诵着一条又一条经济学定律;更为我们所忽视的是，西方的mba案例教育注重的是团队如何沟通、协作攻关，而我们的mba往往还局限于单兵作战、个人奋斗。已有专业人士尖锐的指出，西方的mba教育是斗兽场或者竞技场，而中国的mba教育更像是一个美容院。
因而，于这种生态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就整体而言，他们身上不得不烙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商业直觉敏感程度的相对降低以及知识结构上难以系统、全面的缺陷。在具体的实战表现上就是战术层面的相对较高水准而在战略层面上的难以统筹全面，这一点在资本运作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而这又难免造成职业经理们内心深处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不足及职业行为底气不足，进而导致其营商行为的偏差。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与西方相比，我们的职业经理整体表现并不“职业”。
他们的今天
我们还必须正视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所导致的这样一个认知差异：我们所讲的职业经理人一般是指某一具体的个人，而西方强调的基本是一个职业团队——由于立论基础思想的不同导致的同一概念产生很大的差异：中国企业往往看重的是某个职位的作用，是领袖中心;而西方企业往往注重团队及组织的功能，是建设制度，这与西方电影作品里描述的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这导致西方企业是从组织角度来规划职位，而中国企业往往从职位角度决定组织——从组织角度所做的岗位工作分析侧重于企业发展战略，讲究团队协作;而从职位角度所做的岗位工作分析侧重于具体战术，讲究个人权谋。
以笔者在西方国家的管理工作经历感觉，西方的职业经理在个人能力方面并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他们的成功很大的原因缘自社会机制的完善，或者说有一个良好的市场与法制环境。在这种有序的环境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得到相对可预测以及可控制的保障。所以对于西方职业经理人而言，他需要不断强化的只是自己的专业经营管理技能。而在我们国家，因为体制以及发展的限制，企业外部的生存环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导致能够影响企业发展因素的难以预测与把握，因而中国企业必须具备能够在外部及内部强权控制的人物。这形成了中国企业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企业就是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就是企业——海尔不能没有张瑞敏，tcl不能没有李东生，我们企业的成功更多的是*个人能力与魅力，或者说权谋。
因而，在现时的中国职业经理人身上我们感觉到太多的权谋成分，而权谋的盛行除却文化的原因，还与我们这个社会法律、道德体系极不完善密切相关。
他们的未来
自1954年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ker)在《管理实践》一书中(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正式叙述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与管理方法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职业经理人评估、选拔、培养、使用、考核、激励及流通体系，并形成了良好的相应市场、法律与人文环境。西方国家战后所创建的经济奇迹，其高职业素质经理人的卓越表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作为西方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阶层已经影响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虽然，国际经理人联合会imu(international managers union)推行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认证(ipm：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manager)体系目前已被纳入我国国家人才管理系统，并且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政府也已经或将出台类似的经理人资格认证，然而笔者较为认同中国人民大学郭华秋博士的观点：以政府行为来取代市场行为，难以起到规范经理人市场的作用;由政府部门组织培训、颁发证书，其内容是否切合市场需求令人生疑;并且，像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因局限在很小的领域有很强的专业性，容易制定出一个强制性的规范化指标，而职业经理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所有职业，其中领导艺术、判断能力及eq等“软”能力占据很大比重，从而*现行评估工具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衡量标准。这一切都直指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研究的软肋所在：与社会现实需求的严重脱节以及学术腐败。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是有条件的，他们的生存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环境。就从目前中国国情而言，这些条件与职业环境还远未成熟，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现时中国“职业经理人”还只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觉：他们还远未“职业”，充其量只能称为“准职业”水平。他们的不足是全方位的，这种不足愈发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压力以及对资本意志的屈从。他们对未来普遍有一种难以把握的深层恐惧，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以牺牲未来以换取今天的安全，这个未来包含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职业发展以及人生诸多美好的东西。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只能加速燃烧自己，许多人的职业年限大大缩短。35岁，本应是职业经理的黄金年龄，对于许多经理人而言，却已是一道可怕的门槛。 可悲的是，这一切并不是他们自己所可以把握。中国职业经理人真正作为一股重要力量走向中国经济前台，不仅仅需要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更需要仰仗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第2篇 中国职业经理人生态报告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是有条件的，他们的生存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环境。就从目前中国国情而言，这些条件与职业环境还远未成熟，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现时中国“职业经理人”还只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觉。
XX年初夏，我当时主持工作的一家深圳公司面向全国招聘高层人员。虽然公司成立不久、名不见经传，然而在广告发布后，短短时间却收到了以千计数的求职申请，其中不乏现时海内外名企的高级管理人员，有些人职业经历的辉煌让我也汗颜不已。许多人驾车前来面试，其中有一位开着自己的奔驰。这是一位深圳原知名it企业的老总，因大股东之间的冲突导致公司解体。8年的辛劳付之流水，他也被无情的抛弃，问题是他再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相处的非常融洽，或许正是因为惺惺相惜，他离去时的真情相告才让我大为震惊：“您别看我开着自己的大奔，我还有自己很好的房子，可这些都是按揭的，我都不知道自己今天晚餐的钱在哪里……”40岁的年龄，对于一个职业经理人而言本来是精力、能力以至于事业的巅峰时期，才华横溢、老成持重的他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我们征询他的工作与待遇要求，我感受到他的要求已不希冀多大的职业发展空间，而已完全出于一种安全的考虑，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对资本的深深戒备与恐惧。这种安全保障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我只能看着他黯然离去。
以后从银行界的朋友处了解到，由于职业经理们的工作变动，造成按揭还贷困难的现象全国都有发生。这不得不让我关注职业经理们背后难为人知的一面。由于自己曾经主持过大连、济南、深圳等地公司面向全国的招聘，或许因为我同样坎坷的职业经历，或许因为自己身上尚存的那点山东人的憨直与真诚，使我得以获取信赖进而了解一个相对真实的职业经理人世界，而这个世界与舆论的报道、常人的想象似乎大不相同。
在中国，对于职业经理人总体生存环境与状况的研究，较有影响的当属《经理人》与兰邦市场调查公司自1998年以来每年一度的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职业经理人调查以及华信惠悦(watson wyatt)亚太区人力资本指数(hci)、薪酬趋势研究报告等。笔者曾有幸成为兰邦的调查对象，被告知接受调查的资格之一是目前在职且月薪在5000元以上;同样，华信惠悦调查的对象也是一些正常运作的知名公司。很显然，这些调查面向的职业经理阶层是在职而非在野，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群体的客观存在。虽然这个处于离职状态群体的具体人数难以估计，然而以笔者归国后应聘以及后来主持招聘的切身体验来看，这个群体人员应不在少数。笔者认为，缺乏了对这一群体的深入调查研究，就难以真正凸显职业经理人总体生存环境与状况，因而也就难以揭示中国职业经理人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问题。
放眼于未来，我们就必须理解他们的今天以及明白他们的昨日。
他们的昨日
科学研究证实，人的口味喜好大多是在8岁以前形成，尽管以后随着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口味喜好，然而却很难彻底改变口味习性，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大多喜爱自己母亲饭菜的根本原因。当审视这一代基本已过而立之年的职业经理人时，我们就必须正视他们成长环境对其思想行为定型与人格形成的后天影响。
从幼儿园直至中学毕业，这一阶段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的世界，市场经济离他们极为遥远。由于自小缺乏对商业世界的切身体验，这种先天不足*后天补养往往难以完全弥补。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环境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职业经理人商业直觉与敏感、对于其营商理念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大学时代，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基础设立至为重要的时刻，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高校，即使是经济类专业出身，这一阶层又能学到些什么?今天看来，当时的许多经济理论不仅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并且其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尽管那时的大学生与今天相比要刻苦许多，然而他们所能接触的经济理论领域完全是一个被人为隔绝的世界，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一代职业经理人知识结构与学术素养上的后天失调。
让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职业经理人的摇篮——东西方mba教育的不同：在西方，如果没有实际企业管理经验与经商潜质，是难有资格接受正规高校mba教育的——美国大学mba就学之前基本有着四五年以上的职业经历，而我国mba入学资格是通过统一联考(单科考试)评判考生的理论学习成绩决定;我国mba教育套用的是研究生的教育体制与培养模式，而这本身就与mba的市场要求背道而驰——因为mba是在培养职业经理而不是研究人员;西方的mba是一种职业训练，而中国的mba是一种学历教育;西方的m ba毕业时要求做一个项目报告，而中国的m ba毕业时却是要求写一篇论文，所以西方的mba在模拟着一个又一个实战案例，而中国的mba在记录着一个又一个西方经济故事、背诵着一条又一条经济学定律;更为我们所忽视的是，西方的mba案例教育注重的是团队如何沟通、协作攻关，而我们的mba往往还局限于单兵作战、个人奋斗。已有专业人士尖锐的指出，西方的mba教育是斗兽场或者竞技场，而中国的mba教育更像是一个美容院。
因而，于这种生态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就整体而言，他们身上不得不烙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商业直觉敏感程度的相对降低以及知识结构上难以系统、全面的缺陷。在具体的实战表现上就是战术层面的相对较高水准而在战略层面上的难以统筹全面，这一点在资本运作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而这又难免造成职业经理们内心深处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不足及职业行为底气不足，进而导致其营商行为的偏差。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与西方相比，我们的职业经理整体表现并不“职业”。
他们的今天
我们还必须正视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所导致的这样一个认知差异：我们所讲的职业经理人一般是指某一具体的个人，而西方强调的基本是一个职业团队——由于立论基础思想的不同导致的同一概念产生很大的差异：中国企业往往看重的是某个职位的作用，是领袖中心;而西方企业往往注重团队及组织的功能，是建设制度，这与西方电影作品里描述的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这导致西方企业是从组织角度来规划职位，而中国企业往往从职位角度决定组织——从组织角度所做的岗位工作分析侧重于企业发展战略，讲究团队协作;而从职位角度所做的岗位工作分析侧重于具体战术，讲究个人权谋。
以笔者在西方国家的管理工作经历感觉，西方的职业经理在个人能力方面并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他们的成功很大的原因缘自社会机制的完善，或者说有一个良好的市场与法制环境。在这种有序的环境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得到相对可预测以及可控制的保障。所以对于西方职业经理人而言，他需要不断强化的只是自己的专业经营管理技能。而在我们国家，因为体制以及发展的限制，企业外部的生存环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导致能够影响企业发展因素的难以预测与把握，因而中国企业必须具备能够在外部及内部强权控制的人物。这形成了中国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企业就是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就是企业——海尔不能没有张瑞敏，tcl不能没有李东生，我们企业的成功更多的是*个人能力与魅力，或者说权谋。
因而，在现时的中国职业经理人身上我们感觉到太多的权谋成分，而权谋的盛行除却文化的原因，还与我们这个社会法律、道德体系极不完善密切相关。
他们的未来
自1954年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ker)在《管理实践》一书中(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正式叙述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与管理方法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职业经理人评估、选拔、培养、使用、考核、激励及流通体系，并形成了良好的相应市场、法律与人文环境。西方国家战后所创建的经济奇迹，其高职业素质经理人的卓越表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作为西方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阶层已经影响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虽然，国际经理人联合会imu(international managers union)推行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认证(ipm：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manager)体系目前已被纳入我国国家人才管理系统，并且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政府也已经或将出台类似的经理人资格认证，然而笔者较为认同中国人民大学郭华秋博士的观点：以政府行为来取代市场行为，难以起到规范经理人市场的作用;由政府部门组织培训、颁发证书，其内容是否切合市场需求令人生疑;并且，像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因局限在很小的领域有很强的专业性，容易制定出一个强制性的规范化指标，而职业经理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所有职业，其中领导艺术、判断能力及eq等“软”能力占据很大比重，从而*现行评估工具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衡量标准。这一切都直指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研究的软肋所在：与社会现实需求的严重脱节以及学术腐败。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是有条件的，他们的生存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环境。就从目前中国国情而言，这些条件与职业环境还远未成熟，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现时中国“职业经理人”还只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觉：他们还远未“职业”，充其量只能称为“准职业”水平。他们的不足是全方位的，这种不足愈发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压力以及对资本意志的屈从。他们对未来普遍有一种难以把握的深层恐惧，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以牺牲未来以换取今天的安全，这个未来包含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职业发展以及人生诸多美好的东西。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只能加速燃烧自己，许多人的职业年限大大缩短。35岁，本应是职业经理的黄金年龄，对于许多经理人而言，却已是一道可怕的门槛。 可悲的是，这一切并不是他们自己所可以把握。中国职业经理人真正作为一股重要力量走向中国经济前台，不仅仅需要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更需要仰仗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第3篇 中国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报告：国企枯竭感最高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划定了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路线图。改革成为这一时代语境下的高频词，无论是在全面改革中需要自我完善的国企，还是在竞争加速的市场环境下谋求创新和发展的民企，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都纷纷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之中。高级经理人，作为组织中的精英阶层，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和价值，同时也承载了相应的责任和压力。
11月，《财富》(中文版)联合北京易普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连续第11年开展全国性的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工作，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积极配合，最终共回收有效数据993份。本报告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试图帮助读者对中国高级经理人群体的整体状况有一个更加具体深入的把握和认知。
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经理人的春天?
在压力的感受方面，高级经理人仍然压力山大，73.8%的高级经理人面临高压力的困扰，但是压力水平相比去年有所降低(降低了3.4%)。同时，该数据也成为高级经理人群体近5年压力水平的最低值。
由于社会定位和角色期待，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压力，75.7%的男性高级经理人感到压力水平较高，比女性高级经理人高出了16.6%;同时，工作的十年之痒现象比较明显，工作11~15年的高级经理人压力水平最高(79.3%);此外，工作时间多少是造成高压力的另一原因，每周工作55~60小时的高级经理人压力水平最高(88.8%)，而保持每天8小时正常工作时间的高级经理人高压力人群比例为53.0%。
在个人状态上，相比去年，高级经理人的消极情绪有所减轻，积极情绪有所提高，同时，情绪状态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和年龄特点。男性高级经理人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更多，而积极情绪更少;35岁以下的高级经理人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最少，36~45岁的高级经理人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而55岁以上的高级经理人整体的情绪状态相对最佳。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组织中对经济形势、政策变化、决策要求最为敏感的群体，高级经理人似乎最先感受到了改革创新和经济转暖吹来的春风。只是万事开头难，当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时，改革的重担和企业的未来更多的还是由人才来承担，高级经理人寄托于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性保障仍然有很长的距离。高级经理人的春天，乍暖还寒，一切才刚刚开始。
过渡时期的牺牲品经理人之殇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为组织中的斯人，高级经理人往往被委以重任。而承担重任的背后，是生活与工作、身体和心灵的多重压力。
年初，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白宗仁因意外逝世。在这之前，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王梦恕曾经对媒体说，他近年患上抑郁症，部分原因可能是公司债务负担重，个人压力大，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白宗仁用身心的枯竭，为自己的职业经理人生涯画上了意兴阑珊的省略号。
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职业压力成为现代人职业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阻碍。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压力的反应分为三个阶段：警觉、抵抗和衰竭。而持续高压的环境，会让人提前进入早衰期。虽然，大多数的高级经理人不会面临致命的压力，但是超负荷的工作压力足以损害到高级经理人的身心健康。
在压力的来源方面，空气质量仍然是高级经理人的最大心病。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8%。经济环境不好，影响企业发展一跃成为高级经理人的第二大压力来源(比去年增加了6.1%)，紧随其后的是居住环境及出行过度拥挤(31.5%)。
由此可见，面对改革，高级经理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高级经理人的身心健康亟需得到有效关注。面对压力，高级经理人似乎在进行一场一个人的战斗，企业或组织更多地扮演了一个旁观者。重用轻培的企业用人观，使得企业仍然没有意识到压力给团队和公司层面带来的破坏力，而更多地把压力看作是高级经理人需要应对的个人问题。从这一点上讲，中国企业的用人观和管理理念还有待扭转。
当工作变成一种心理负担经理人成长的烦恼
一项对我国1,000名中年人健康状况的调查描述了职业人的生活常态：超时工作，睡眠不足，压力巨大，没有休闲，健康负债;多梦，失眠，不易入睡;经常腰酸背痛，记忆力明显衰退;脾气暴躁、焦虑者占一半。这就是职业枯竭的真实写照。
职业枯竭是由工作引发的心理枯竭现象，是职业人在工作的重压之下所体验到的身心俱疲、能量耗尽的感觉。在高速发展变化的社会进程中，它成为了现代职业人的流行病。
改革当前，众多企业都把对人才的需求放在更饱满的工作状态和抗压应变的心理素质上。高级经理人如何摆脱经济环境、体制不全、信任缺失以及自身局限等多重压力造成的职业枯竭，激发工作活力，以更积极的心态应战变革，成为高级经理人现阶段面临的成长的烦恼。
在不同群体的高级经理人中，企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级经理人对工作的投入和价值定位。国有企业的高级经理人职业枯竭感最高，外资企业的高级经理人位居第二，而民营企业的高级经理人职业枯竭感最低。教育背景作为知本积累最直接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枯竭感，大专学历的高级经理人最缺乏工作活力，本科学历的高级经理人则最质疑自身的工作价值，硕士学历及以上的高级经理人的整体职业枯竭感最低。另外，职业枯竭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35岁以下的高级经理人职业枯竭感最高，而55岁以上的高级经理人职业枯竭感最低。如何帮助不同群体有效地缓解职业枯竭感，不仅是个人的困境，也是企业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心理研究表明，职业枯竭感能够得到积极预防和缓解，而提升心理资本是从个人层面缓解职业枯竭感的有效方式之一。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自信、希望、坚韧和乐观。心理资本是人力资源的核心资本，它是人体自主应对压力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关键，能够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激发人更高的工作热情和动力。
的调查结果显示，心理资本越高的高级经理人，其职业枯竭感越低。高级经理人的心理资本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35岁以下的高级经理人，心理资本水平最低，相反，55岁以上的高级经理人，心理资本水平最高。
人们常说工作是美丽的，奋斗是幸福的。也许只有我们能够全心投入、从容应对并真正体验到快乐时，工作才会呈现出最美的模样，我们才能够在职业发展的路上幸福成长。而这条路是否通达顺畅，除了高级经理人自身的努力之外，企业也应该发挥更大的组织功效和管理才能，建立激励、关怀性的组织文化是企业层面应对员工职业枯竭感的有效途径。
路在脚下，相伴前行职业经理人的明天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像成长过程中必须承受的生长痛，压力是高级经理人在职业生涯中必须经历的苦痛。而这些苦痛是高级经理人通往罗马圣殿的必经旅途，也成为了高级经理人和企业攀登高峰的垫脚石。
显然，我们无法回避苦痛，那无异于拔苗助长。就像心理学家汉斯塞利说的那样：我不能也不应该消灭我的压力，而仅可以教会自己去享受它。面对重压，我们应当主动寻求解决之道。身处改革，企业和高级经理人都亟需对各自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以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企业发展和职业心理健康的问题。如果企业和高级经理人能把职业心理健康放到和个人升迁、企业兴衰同等的高度，那么，求解压力之路就不再是高级经理人一个人的精神苦旅，而是一场关乎整个企业群体的荣誉之征。随着企业和个人的相伴前行，求解压力的步伐终究会变得踏实和笃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