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宁夏回族自治区调查报告：70、80后干部腐败呈上升趋势
《报告》从发案特点、原因剖析及预防对策等方面对国有企业职务犯罪进行了全面分析。《报告》显示，近三年来，该区检察机关查办的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罪名主要集中于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贪利型犯罪。三者总数占近3年立案总数的97.1%。其中侦查终结犯罪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贿赂大案有47人，占全部涉案人员的34.1%。且涉案金额逐年增加，受贿案件侦查终结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有17人。涉案资金大多用于个人消费或者营利性投资，营利性投资比例有所上升。
70、80后干部的职务犯罪行为呈现一定上升趋势及国有企业技术型干部职务犯罪比较突出，是我区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的另一主要特点。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负责人介绍。
根据《报告》分析，从宁夏检察机关近三年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技术型干部职务犯罪比较突出，且在职级分布上呈现出较明显的两极分化，主要集中在以技术领导犯罪为主的一把手专权滥用型职务犯罪和以技术骨干犯罪为主的小角色人微权重型职务犯罪。两类犯罪共立案107人。而在查办的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中，45岁以下70、80后涉案人员占立案总人数的56.5%。
第2篇 当前社会腐败心态的调查报告
腐败心态，就是一个人对待社会腐败现象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社会腐败心态与反腐倡廉建设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通过问卷和网络调查等方式，对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群体的腐败心态进行了一次调查，现将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一、社会腐败心态的基本状况
通过1227份书面问卷、254位网民无记名投票的随机统计分析，当前社会腐败心态可以大致归纳为五种基本类型。
(一)“过街老鼠”型：“坚决排斥”，对待腐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占 75.4%。认为“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法律、反道德”行为，“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其中以共产党员、公务事业人员、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愈高，对腐败的容忍度愈低。他们是反腐败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
(二)“酸葡萄”型：“看具体情况”，腐败就像树上的葡萄，自己吃到了是甜的，吃不到才是酸的，占17.2%。立场摇摆不定，像是“墙头草”随风倒、两边摆。这部分人一方面恨得牙痒，一方面渴望与贪官“联姻”;表面上对腐败深恶痛绝，内心却羡慕无比。他们或是可以容忍在小范围内个别地存在;或是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难以容忍，对失职渎职等“不入腰包的腐败”网开一面;或是对“外地”的腐败能够“理解”，对“身边”的腐败坚决反对，以自我利益为选择标准。
(三)“打酱油”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无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占3.8%。有的是对腐败现象“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缺乏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观念。腐败行为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害。如果让沉默的“酱油男”成为大多数，对腐败行为不愤恨、不检举，做冷漠的观众，就会纵容犯罪，由此导致更大的侵害。
(四)“臭豆腐”型：认为“情有可原”，当前体制下腐败是可以原谅的，占2.1%。臭豆腐尽管闻起来臭的，但没有厌恶不快之感，吃起来蛮香，有机会还是喜欢吃两口的。有的认为腐败像“金币”，具有正反两面性;有的认为腐败像“厌氧菌”，适度繁殖有利于身体健康;也有的认为腐败就像昆虫的“保护色”，太清廉会被孤立。这些人的认同心理占了上风，廉洁观念被吞噬。这种对“臭”味的嗜好，像猪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变异性和致命性，极有可能成为“苍蝇”们“腐败有理论”的拥蹩粉丝，成为腐败的推手。
(五)“苍蝇”型：坚持“腐败有理，假如有机会我也想腐败”，占1.5%。这是一群“逐臭之夫”，以贪为荣，荣辱颠倒，是非不分。哪里有臭味，就往那里奔，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大粪和鸡腿一样成为追逐的目标。他们唱着“腐败难免论”、“影响稳定论”、“功臣论”等怪调，信奉“有权堪用直须用，莫待无权空叹息”，认为“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把腐败利益当做“唐僧肉”，恨不能多分“一杯羹”。不仅自己有所作为，还引诱、怂勇他人作为。“苍蝇”猖獗之处，浊者自浊，清者却难以自清，必然形成对廉洁正派干部“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对党的事业是极为有害的。
从调查情况分析看，当前社会腐败心态呈现三个倾向：一是尽管“对腐败现象坚决排斥”、“清官是值得敬佩的”分别占75.4%和80.5%，但是当您得知上司的腐败线索时，您的第一选择是“痛恨至极，坚决举报”的仅占23.1%，表示“与己无关，保持沉默”的占33.5%，表示“想举报，但怕举报没有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占42.2%。群众举报积极性下降、腐败线索匮乏是制约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瓶颈”。二是尽管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成效不断显现，但是，群众对“近几年反腐倡廉建设的评价”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仅占37.6%，对“机关领导干部的廉洁状况”表示“大多数人廉洁”的仅占26.2%。认为“腐败黑数”(指的是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公务员占所有腐败公务员总数的比例)在“50%以内”的仅占16%，在“90%以上”的高达23.8%。可见，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在反腐败斗争“三项格局”中，尽管对查处大案要案的满意度名列前茅，达43.7%，但是仍然有35.6%的群众认为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运气不好而已，在现行体制下这样的腐败分子还多着”，更有一些群众认为是“小题大做，这些领导干部多数是“功臣”，反腐败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笑贫不笑贪”的价值取向和“能腐就腐”的腐败心理在部分干部群众中蔓延。如何降低社会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是取得反腐败斗争全面胜利的重要条件。
二、当前社会腐败心态的成因分析
我县群众面对腐败的主流心态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认识误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良社会腐败心态的形成，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
一是传统文化糟粕的影响，使国民对腐败有较高的宽容度。漫长封建社会中，“升官发财”是天经地义的，咿呀学语的儿童就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可以“学而优则仕”的道理。赵普、萧何曾轮番上演“你腐败、我放心”的历史闹剧。封建官场从此变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陈独秀曾对这种“升官发财”观念痛加指斥：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有“升官发财”四个大字。长期的小农经济也培养了人们自私自利的心理习性，只要不侵犯到自己头上，即使损害国家或他人的利益也默然处之。人们对于腐败现象的容忍，客观上构成了一个纵容甚至鼓励职务犯罪的情境。腐败亚文化衍生畸形的崇腐羡腐心理，发酵“官场潜规则”，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种余毒一旦遇见社会转型，腐败就成为社会现象。
二是特殊历史时期，造成国民评价标准“二元化”。当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是一个灰色基调浓厚、腐败易发多发的转型社会。伴随着“四个深刻变化”，出现了某种程度人文精神和信仰迷茫缺失的“真空期”，加速着社会人文道德分解和重构。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在无限制地膨胀，“逐利原则”愈来愈主导着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不少人出现评价标准“二元化”倾向，对腐败的评价标准和行为取舍存在自相矛盾的心态，说起腐败几乎是无人不恨;然而腐败却又是那么“深入人心”。32.2%的人热衷于“跑关系托人情”，或者给领导买礼品、给医生送红包，脸上笑得比蜜还甜，心中骂得比蜂蜇还狠。评价标准“二元化”，导致反腐败实践中的尴尬。
三是“腐败”概念宽泛化，掩盖了反腐败斗争的主要矛盾。一般而言，腐败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但是，社会上对腐败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存在无限宽泛化的趋势。调查中能够比较准确界定腐败概念的不足43.5%，宽泛化理解的占56.5%。有的认为“不管有没有职务影响，只要公务人员的行为不符合老百姓的期望，有损政府形象的，如赌博、嫖娼、吃喝玩乐、办事拖拉等问题都是腐败”，把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象不佳统统装入“腐败之筐”。有的认为“现在学校里抄袭论文的学术腐败、班干部收受同学礼品的低龄腐败、教师收受学生鲜花等也是腐败”，连出租车司机绕道行驶也是“交通腐败”。宽泛化的理解容易让人们感觉腐败越反越多，“反腐复反腐，腐败何其多;天天喊反腐，万事皆已腐”，丧失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四是受西方不良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改革开放的窗子打开了，吹来了清新空气，也引来苍蝇蚊子。受冷战思维影响，一些西方敌对势力采取“双重标准”，借腐败问题攻击和污蔑我党，把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之癌”。花花绿绿的西方价值观，容易误导年轻人、网民的价值判断，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产生不满情绪。如：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执政”比我们先进;认为西方搞财产公开，资本家比共产党做得好;宣扬腐败排行榜“中国倒数第几”，给人以“有罪推定”的心理暗示。
五是反腐倡廉宣传乏力。虽然树立了像孔繁森、王瑛这样的党员楷模，但是与铺天盖地的腐败负面新闻相比，正面典型太少，正义声音太弱，给人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错觉。当前“网络反腐”风起云涌，网络的两面性不容小觑。特别是曾锦春、王治业、王华元等一批纪委书记被查处后，一些网络肆意传播有悖于反腐倡廉建设信息，“纪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的论调喧嚣网上。一些群众看不到反腐败取得的巨大成果，看不到反腐败斗争的前途和信心，看不到坚持党的领导正是取得反腐败胜利的可靠保证，从而产生模糊认识和思想误区。这种“网络恶搞”让不少群众无所适从，有意无意之间干了一件让“廉者痛、贪者快”的蠢事。
三、惩防并举、多管齐下，为反腐倡廉建设创造良好氛围
在一定条件下，不同腐败心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诚如贪官景治忠的忏悔录所写“对社会腐败现象，是从痛恨、冷漠、麻木，转而认同、羡慕直至参与的”。针对社会不良腐败心态的成因，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症下药，综合治理，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建设廉政文化，营造崇廉氛围。文化氛围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如果整个社会都对官员的腐败疾恶如仇，有“人人得而诛之”的心态，腐败就不可怕，终有清除的一天;如果腐败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见腐不怪，骂娘只是因为自己沾不了腐败的光，那么，清除腐败就只能是镜花水月。芬兰通过长期的廉政教育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崇廉文化氛围，使得贪污腐化行为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没有生存空间。要开展“敬廉崇洁”主题教育，倡导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承接、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廉政文化。整合社会资源，变“独角戏”为“大合唱”，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重视官员的廉洁心理教育，着力培养廉洁从政的意识，消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内驱动因，营造崇廉、敬廉的文化氛围。
(二)加大宣教力度，注重舆情研判和引导。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反腐倡廉以66.8%的关注度名列榜首。调查显示，群众对腐败问题的看法来自于“媒体和互联网”的占34.9%，“听周围的人说起”的占32.8%，亲身经历的并不多。要改进宣教方式，以人为本分类施教，找准党风廉政建设与干部思想实际的交汇点，少讲普通话，不搞千篇一律。要着意树立“意见领袖”，有效引导舆论，发挥“润物细无声”的功用。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每天在网络上“行走”的人不计其数，廉政宣传教育不能忽视规模世界第一的2.9亿网民。搞好网络正面宣传，既能鞭挞腐败弘扬正义，又能解疑释惑澄清谣言。要办好网上会客厅、阳光热线等互动节目，落实署名举报优先办理答复机制，畅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保护群众参与积极性。建立网络舆情直报点和反腐败信息研判机制，对散布在网络中的、可能隐含有反腐败线索的网络舆情，应当成为纪检部门关注和分析的新的“视觉”。
(三)加强作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很多群众认为，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严重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是极少数，一尘不染、清正廉洁的干部也是少数，大多数都有或轻或重的不洁行为”。这些多数属于作风不正的问题。党性与党风是互为表里的：党性是魂，党风是形;党性决定党风，党风体现党性。要切实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四)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提升反腐败信心。调查显示，认为形成不良腐败心态的主要原因是“惩处腐败的力度不够，腐败者存在侥幸心理”的占73.6%，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的占75.4%。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把严厉惩治腐败作为纪检监察机关“一号工程”抓紧抓好。加快建设案件线索信息库，提高案件检查的科技含量，增强发现、揭露、查处腐败的水平。尽力降低“腐败黑数”，让腐败的“老鼠”们无处容身，致病的“鼠疫”才不会传播扩散。
(五)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多数群众认为，“深化改革创新，建立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和权利运行监控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是矫正社会腐败不良心态的治本之策。腐败是权力的孪生兄弟，从权力产生时起，腐败就如影随形。要建立权力透明运行、实时监控、立体监督机制，深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探索党外人士问询办法，完善廉情预警机制，构筑一道疏而不漏的“护廉网”。
第3篇 宁夏回族自治区调查报告：70、80后干部腐败呈上升趋势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对XX年至XX年的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分析，形成《宁夏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情况专项年度报告》(下称《报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雁飞，自治区人大副主任肖云刚先后就《报告》作出批示，要求将《报告》转发至国企及其主管部门，充分发挥警示作用，强化国有企业防范职务犯罪的意识和对策研究。
《报告》从发案特点、原因剖析及预防对策等方面对国有企业职务犯罪进行了全面分析。《报告》显示，近三年来，该区检察机关查办的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罪名主要集中于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贪利型犯罪。三者总数占近3年立案总数的97.1%。其中侦查终结犯罪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贿赂大案有47人，占全部涉案人员的34.1%。且涉案金额逐年增加，受贿案件侦查终结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有17人。涉案资金大多用于个人消费或者营利性投资，营利性投资比例有所上升。
“70、80后干部的职务犯罪行为呈现一定上升趋势及国有企业技术型干部职务犯罪比较突出，是我区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的另一主要特点。”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负责人介绍。
根据《报告》分析，从宁夏检察机关近三年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技术型干部职务犯罪比较突出，且在职级分布上呈现出较明显的两极分化，主要集中在以技术领导犯罪为主的“一把手”专权滥用型职务犯罪和以技术骨干犯罪为主的“小角色”人微权重型职务犯罪。两类犯罪共立案107人。而在查办的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中，45岁以下“70、80后”涉案人员占立案总人数的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