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农村土地纠纷案审理情况调查报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依靠土地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在新形势下地位更加重要。江北区属重庆市主城区之一，辖9街3镇，除鱼嘴、复盛、五宝三个农业镇外，其它街道包含有部分农村。辖区农村地处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开发、流转频繁，伴随而来的是涉及农村土地承包、调整、流转、开发建设等方面的纠纷案件迅速增多。开展农村土地纠纷案件专题调研，分析审理农村土地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更加妥善地审理好农民土地纠纷案件，增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实效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城郊农村土地开发日趋活跃，由此引发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已经成为法院审理的重点和难点案件之一。2003年至2022年5月，我院受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26件。其中2003年3 件;2022年5件;2022年6件;2022年1-5月12件。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是与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农民的法律意识，国家土地法律政策的调整，土地价值提升相关联的。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土地价值凸显，土地纠纷案件上升势头迅猛。仅今年前5个月，我院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就占到近三年来同类案件的46.2%。二是案件类型日益呈现出多样性。2022年以前的案件，矛盾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国家开发征用后，土地补偿金、安置费、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分配方面，2022年以后，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违规收回土地、离婚分割承包地等类型的案件不断增多。三是诉讼主体和法律关系日趋复杂。2022年以前的土地纠纷案件诉讼主体单一，主要是作为土地承包者的农民与所在村社，2022年以来逐步扩展到承包户家庭成员之间、承包人之间、村社与流转租用人之间，部分案件存在原、被告和第三人等多方当事人。案件既是合同纠纷又有侵权行为，法律关系也更加复杂。四是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和集体性上访事件。大规模开发征占农业用地，影响众多农民的切身利益，容易引发集体诉讼。这类案件牵涉面广，案件的复杂疑难程度和社会影响大，稍有不慎容易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五种情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侵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以及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这是法律上比较宏观的划分。从我院受理案件情况分析，土地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以下七种具体类型：
1.村民之间转包土地引发的纠纷。法律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法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农民把自己的承包土地转包给其他村民耕种，在履行转包协议中发生矛盾，双方不能协调一致，诉请法院解决。这类案件从争议根源来看又表现出多样性。一是因转包地被开发或出租后补偿费归属问题发生矛盾。转包土地被开发或租用后，土地补偿费、青苗费、附着物赔偿费归原承包人所有或是归现耕种人享有，双方莫衷一是，基层组织又协调不了。二是在转包土地上种植特定作物引起纠纷。村民之间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后，转包方在地上种植花木、经济作物等，引起原承包人不满。原承包人见效益较好，想提前收回土地，便以影响土地肥力为由，阻止转包人在该耕地上种植经济作物和绿化树木，双方发生纠纷。原承包户要求解除转包协议，收回承包地。
2.村民与村社之间履行特殊承包合同引起的纠纷。一是承包人拒不给付承包费产生纠纷。村民承包集体所有的鱼塘等，在合同履行中，承包户以村社提供的鱼塘不符合使用条件,自己未获得预期收益为由，减扣或拒付承包费，其他村民对此不满，社里起诉要求给付租金。二是承包果园开发后因赔偿款分配引起纠纷。村民承包集体所有的果园并添加种植果树，合同期限届满前果园土地被国家开发征用，果树赔偿款归谁引起争议。社里称赔偿款是国家赔给社里的，与承包个人无关。承包人则认为自己在承包期内添植了果树，又为培育果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要求分得相应款项。三是承包人改变土地用途引发纠纷。承包人与村社签订协议承包集体所有的荒地种植果树、林木，后来由于城市扩张，承包户未种植果树、林木，而是在承包地上修建大量房屋出租牟利，引起其他村民公愤，社里为平息矛盾起诉承包人要求收回土地。
3.离婚分割承包地引起的纠纷。以前的离婚案件中由于双方都未提出土地问题，法院处理离婚案件时一般不主动涉及承包地分割。近年来由于土地价值大增，当事人因离婚提出承包地分割的情况较为普遍。有的是在离婚案件审理中要求一并分割承包地，有的是在离婚后单独提起承包地分割的诉讼。
4.土地集中流转后租金分配引发的纠纷。经承包户同意，社里把土地集中对外流转(多为出租)，合同履行中个别原承包人认为租金分配不合理，以社里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诉请撤销村集体与他人签订的出租协议，恢复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类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涉及多方当事人利益，处理起来颇为棘手。
5. 未按程序发包或调整土地引起的纠纷。村社干部随意将农民的承包地另行发包给他人，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案件大量存在。一是原承包人把土地转包或借给他人耕种后，村社直接将土地发包给耕种人。如有的原承包户把土地借给其他人耕种，农税、提留等由耕种人交纳，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社干部未告知原承包人，即把借耕土地发包给耕种人，原承包人请求归还土地时，才发现自己的承包地早已被另行发包给他人。原承包人遂以村社侵权，向法院起诉讼请求返还承包地。二是村社干部滥用职权随意调整承包地，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6.因客观情况发生无法预料的重大变化致土地流转租金低廉诱发的纠纷。这类案件主要表现在其他方式承包中。涉及集体所有的林地、荒山等，约定承包时间很长，一般为50年。由于签订合同在中央出台系列惠农政策措施之前，土地价值还未充分体现出来，约定租金中含有上交国家的税费，随着免征农业税及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纯受益性质的租金水平大大降低，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引起村民普遍不满，村社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
7.村社收回外出打工人员承包地引发的纠纷。农民在外打工并在城里买房安家，举家迁移出原籍，村社以承包人户口已不在农村为由收回土地，承包人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废除村社决定，恢复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2篇】关于离婚案件审理情况司法统计分析报告
关于离婚案件审理情况司法统计分析报告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其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离婚不仅给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和谐社会构建。本文将通过对我市离婚案件统计数据的分析，从中探求离婚诉讼案件的特点和引发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和对策。
一、统计数据及特点：
20xx年，我市两级法院共审结民事案件10675件，其中婚姻家庭案件3715件，占民事案件的34.8％，与20xx年相比（审结民事案件10639件，婚姻家庭案件3128件，占民事案件的29. 4％）收结案数量及比重均有所上升。其中一审调解结案1173件，撤诉341件，调撤率达47.76％，二审调解结案35件，撤诉9件，调撤率达39.68％，平均调撤率为37.92％。
反映我市离婚案件的两个特点：
1、离婚案件收案数量逐年增加。
2、各类民商事案件中，离婚案件调撤率最高。
二、离婚案件的主要特点、原因：
1、离婚双方感情基础薄弱，结婚时间一般不长。
一些年轻人思想过于开放，婚前缺乏了解，相处时间较短，没有婚姻基础，视婚姻为游戏，在没有完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草率结婚，婚后不久因双方性格不合没有感情等种种原因而导致离婚的1115件，比06年的982件有明显上升趋势，占07年审理离婚案件的30％，此类婚姻一个明显特点是，夫妻双方一般都是经人介绍相识的，几乎没有多少恋爱了解时间。其中结婚不到一年的45件，占4%；结婚1—3年的167件，占15%；结婚3—5年的346件，占31%；结婚5—10年的279件，占25%。
2、外出打工人员离婚案件增多。
目前我市法院所审理的农村离婚案件中，外出打工人员离婚率占74％，较之06年有8%的上升。我省是全国劳务输出大省，我市外出务工人员在全省又占前列，劳务输出已成为我市的一大支柱产业。外出打工人员由于接触到城市的一些新事物和新理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习惯和社会身份较之过去有了很大改变，给以前相对较为稳定的婚姻带来了较大冲击。由于双方长期分居，难以培养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婚姻逐渐走向破裂。
3、女方起诉男方离婚案件增多。
20xx年受理的3128件离婚案件中，女方提出离婚的有1845件，占58.9％；20xx年受理的3715件离婚案件中，女方提出离婚的有2266件，占60.9％，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一方面反映了现代女性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性仍在婚姻家庭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特别是由于家庭暴力等因素引起的离婚案件近年来不断上升，妇女维权道路任重而道远。
4、婚外恋和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比例大。
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平淡的婚姻生活，外遇问题成为引发离婚的又一主要原因。近年来，因网络交往引发婚外恋，进而导致离婚的案件明显增多。
5、调解结案率较高。
随着人们对新事物接触的增多，观念的逐步开放，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的表现比以往要冷静和理智，能够以正常的心态对待离婚，双方的情绪相对平和，不致于严重对立使矛盾激化，离婚案件的审理可以在平稳的诉讼环境里进行，调解工作容易开展。尤其是当事人年龄越小、结婚时间越短，离婚案件调解率越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年轻人思想开通，好和好散；另一方面双方一般尚未生育，不涉及子女抚养问题，离婚没有后顾之忧。值得注意的是离婚案件的调解离婚率偏高，有的基层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经调解离婚的高达97％。这是由于夫妻双方通过猜疑、吵打、冷战，对和好都不再抱希望，认为婚姻已走到尽头，于是理智地采取法律途径选择分手，并就子女抚养及财产问题达成一致。
三、离婚案件审判过程中凸现的问题
1、女方当事人诉讼能力较低。特别是在乡村，较之男性，女性的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大多数女性习惯于将纠纷提交法院，认为有法院作主就行了。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得她们不懂如何运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所举证据证明力不高，难以实现其诉讼目的。有些女性当事人庭审时质证、辩论能力差，不知如何反驳对方，发言往往偏离焦点，过分纠缠细枝末节，表达不清。
2、缺席审理离婚案件增多。审判实践中，缺席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一方长期在外打工，不与家人联系，处于下落不明状态，采取公告送达而缺席开庭；一种是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缺席开庭；也有当事人为达到离婚目的，可能隐瞒在外务工一方当事人的有关真实信息，致使对方无法到庭。缺席审理，法庭往往无法调查核实双方的真实意思，若仅凭原告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审理，难以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确以破裂，财 产状况难以查明，子女抚养问题不易处理，可能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3、当事人取证困难。由于离婚诉讼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事关感情，隐秘性较大，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即使有知情人，大多与双方都有一定关系，往往或碍于情面不愿作证或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这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也因民间借贷合同的不规范而导致举证困难。特别是向自己亲友借债，往往由于无任何形式，债权人的证言因利害关系难以认定；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情形而导致离婚的，由于女性自身的生理差异，更容易遭受婚姻家庭内部侵害，但举证确困难重重。像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因其具有很大隐蔽性，当事人采取偷拍、偷录方式取证的，合法性得不到认可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使得大部分当事人无法完成举证责任，损害赔偿的请求难以得到支持。
4、夫妇共同财产分割渐成焦点。多数离婚诉讼当事人对离婚无异议，却为了财产分割争论不休，互不让步。当事人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转移、隐匿共同财产、虚报债务，加之这些证据难以调查，有些根本无法查明，难辨真伪，使得法官对夫妻共同财产难以认定，给公正审理带来困难。
5、离异家庭“问题孩子”成为社会难题。由于离婚后，有些抚养方忙于组建新的家庭，对前一次婚姻所生子女不尽抚养义务或怠于抚养，或双方均不尽义务，将孩子丢给年迈的爷爷奶奶，使这些儿童缺乏父母的亲情呵护，疏于管教，脆弱的心灵过早的蒙受阴影，一定程度上造成单亲家庭的孩子在心理、思想、家庭教育及保护等方面出现断层和缺位，较易引发犯罪及受到不法侵害。
四、离婚案件审理的发展趋势：
1、离婚人群低龄化将成为主要趋势。80后一代正处于初入婚姻阶段，这一代年轻人婚姻观念较之父辈大幅度开放、积极追求新奇事物、责任感相当偏弱，大量出现的“闪婚”、“闪离”现象也透视着这一代人婚姻忠贞观念的淡化，离婚案件低龄化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和普遍现象，在今后离婚案件中的比例将呈上升趋势。
2、子女抚养新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子女抚养问题不再单纯是抚养费、探视权问题，还扩展到子女生病、读大学等大额支出如何承担。因婚外恋产生的非婚生子女欺诈性抚养赔偿、婚生子女否认、非婚生子女准正也日渐成为新名词，目前学术界已有研究，但在实践中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急需《婚姻法》制定相应条款，以便给审理工作提供依据。
3、夫妻共有财产呈现出内容新、数额大、资金来源复杂等特点。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夫妻共有财产从以往单纯的金钱和实物，日趋发展为房地产、古董收藏、公房使用权、个体商店经营权、公司股权等大额款项，夫妻共同财产的资金来源也更复杂。在分割共同财产时，法院认定难度增大，应更加慎重。
4、“问题儿童”将增多，成为社会问题。离婚率的上升，必然出现更多离异家庭；离婚人群低龄化，使得更多年龄幼小的孩子成为单亲儿童；抚养方对子女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导致子女得不到良好教育，亲情缺失，成为问题儿童的比例必然增大。另外，抚养方损害子女利益的新情况也增多，例如将离婚时双方赠与子女的房产私自过户到自己名下甚至变卖、将赠与子女的收藏品隐匿或变卖，这类情况在今后的审理中也将成为重点。
5、导致离婚的因素将不断增多。而且随着通信手段的进步，交往渠道的扩展，婚姻忠贞观念的淡化，导致离婚的因素增多，今后将出现大量新的情况。
五、对离婚案件审判中问题解决的建议和对策
1、加强对离婚当事人的诉讼引导。针对离婚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差异大，经济地位不平衡，收集证据难，社会影响大的特殊性，诉讼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引导显得尤为重要。法院要强化庭前指导，做好释明工作，提高当事人举证能力，了解举证责任分配，知晓举证不利的后果，并在庭审中适当指导当事人围绕焦点举证、质证、辩论。
2、树立正确的婚姻观。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婚姻管理机关、农村基层组织等多方面的职能作用，通过庭审讲法、到基层社区发放法制宣传资料、讲授法制课、与全市县区各广播媒体联合进行法制宣传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婚姻法的宣传，使婚姻法中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度、夫妻互相忠诚等婚姻思想深入每一对夫妻。加强婚姻管理，清查和制裁违法婚姻，减少离婚案件发生的隐患。推动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增强责任感，同时也引导确实感情破裂的当事人学会依法维权，有力维护自身权益。
3、依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对农村的劳务输出规范管理，正确引导，关心民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解决其在农村的子女入托入学问题，解决农村无子女户和两女户的生活和供养问题；劳动监察部门要主动履行职责，监督检查用工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严格作息、休假制度；用人单位要关爱农民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尽量解决农民工两地分居的问题，可为民工提供夫妻宿舍、周末夫妻房，逐步为改善民工的居住条件和增加民工夫妻团聚的机会创造条件。
4、充分挖掘现有司法资源。指派年富力强、办案经验和人生阅历都较为丰富的法官专门审理此类案件，进一步提高办案效率和案件质量，同时根据当前申请离婚当事人多为女性的特点，适当安排女法官办理此类案件，通过女性与女性之间的设身处地的沟通做好思想工作，尽量挽救更多的家庭。
5、建立多元化调处化解婚姻纠纷的机制。在强化诉讼调解的同时，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当事人和案件特点，广开调解渠道，如邀请当事人共同尊重的、在家庭成员中资历较深、威信较高的亲属参与调解，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领导或妇联等基层组织、当事人所住社区的办公人员或邻居协助调解，邀请当事人的子女到场做工作参与调解，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基层组织、乡镇司法所积极参与分析产生纠纷的原因，耐心做夫妻双方的思想工作，帮助双方明白彼此间面临的差异和改进沟通方式，鼓励夫妇双方努力维系婚姻，发挥家庭功能，减少婚姻中的冲突，即便通过调解双方仍不合者，也可以通过调解将离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有效避免夫妻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裂痕越来越深，也能够取得第一手资料。
6、实行向妇女适度倾斜的原则。妇女相对处于弱势，在婚姻家庭破碎后受到的伤害也相对较深，在合法的基础上适当照顾女方，是司法关怀的一种体现方式。离婚时在财产处理方面，原则上均等分割，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大部分妇女的经济条件同男性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要适度照顾妇女的利益，保证妇女不因经济问题而影响其正常行使离婚权利，避免妇女因婚姻家庭的破裂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陷入绝境。同时要充分考虑妇女对家庭的隐形贡献，按照照顾妇女利益的原则给予妇女适当补偿。对于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诉讼代理人的农村妇女，法院在依法减免其诉讼费用的同时，可以主动与法律援助部门联系，为其申请法律援助，由律师无偿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平等保护她们的诉讼权利。
7、加强对离异家庭子女的保护。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子女随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其成长，还要做好父母双方的法制教育，非抚养方及时支付抚养费，抚养方尊重另一方的探视权，使子女能够感受到父母双方的温情，双方相互，监督减少对子女合法利益的侵害。建议有条件的法院可以与离异家庭、子女就读学校建立联系卡，时时回访沟通，了解子女生活学习情况，及时制止对子女利益损害情况发生，使我们的审判工作得以延伸，更好的保护离异家庭子女，防止其成为问题少年。
8、强化离婚案件的调解工作。利用调解前置程序，理清双方的婚姻状况及争执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司法解释，将婚姻纠纷列入调解前置程序的框架，这样便于法官及时了解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基础，婚后感情，涉诉原因，是否有调解和好的希望，做到心中有数“对症施药”。对夫妻感情较好的，只因一时冲动草率引诉的，可采用“冷处理”的方式；对双方因误解或误会引起的离婚，帮助双方消除误会；对婚姻感情确以破裂，在调和工作未果的情形下，应及时开庭依法妥善化解婚姻纠纷。审判中应贯彻和体现“能调则调，多调少判”原则，对死亡婚姻尽量劝离，让双方好聚好散，对尚有和好希望的婚姻，则应尽量调解和好。
8、依法严肃追究“过错方”。由于社会交往形式的多元化，婚姻家庭问题也产生众多新情况，导致离婚的原因也复杂多样，给无过错方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形也不仅仅限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四种。例如因与他人通奸或生育与另一方不具有亲子关系的子女等情形，无疑和法定的四种情形一样都给无过错方造成很大精神损害。另外，因无过错方难以举出对方过错的证据，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损害赔偿无法实现。这些均有悖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建议一方面扩大第四十六条的适用范围，一方面加大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利。
结束语以婚姻和血缘关系建立起的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细胞。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建设好数以万计的和谐家庭，这是构成社会和谐最稳固的基础。“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 这就是说，一家和，天下和；一家不和，四邻不安。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幸福，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稳定。婚姻家庭和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家庭开始，只有家庭和谐，整个社会才会和谐。
【第3篇】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都说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程度。我国是传统观念很强的国家，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事物变化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更加开放，传统的婚姻观念也在受到冲击，人们更加注重自身在婚姻关系中的人身、财产、隐私等权利的保护。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婚姻家庭类案件也呈现出日益复杂的趋势，出现了案件数量增加、财产结构复杂、新型法律关系不断增加等现象，相应的，这就为纠纷的平稳解决增加了难度。本报告以本院当前婚姻家庭案件审判工作出现的情况、问题、难点及建议进行调研。
一、 案件审理情况及特点
根据分析和审判实践，本院婚姻家庭类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一）、收案数量基本稳定并有所减少
近年来本院收案数量基本保持平稳，2014年收案数还有明显减少。这一方面是客观上婚姻家庭纠纷有一部分通过民政部门协议解决了，另一方面本院诉外调解工作和引导工作一直做的较好，各类普法活动的开展提高了群众的法律意识以及自行处理家庭事务的能力。特别是2014年开展的“法官进社区”活动，除了增加了新型的普法形式外，还使本院法官更加深入的进行社区，参与社区调解，对社区民调员进行培训，提高社区人员的处理法律问题的能力，这使得广大群众有了更多解纷途径，足不出户就可以化解矛盾，既减少了群众诉累，也节省了法院的诉讼资源。
（二）、案件类型的多样化
近年来，多种新案由出现在本院婚姻家庭类案件中。除了离婚、抚养、赡养等传统案由，还出现了婚约财产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婚内抚养费纠纷、赠与合同纠纷等多种新案由，2014年各类案由增加到了24种。究其原因是我国法律的逐步完善，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逐步细化，以及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加强，尤其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当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懂得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三）、涉及财产标的逐步增大，财产组成复杂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群众财产增加的同时，也使得涉诉当事人的财产标的越来越大。近几年婚姻家庭类案件中所涉及的财产标的从几十万元已经发展到了几百万、上千万的水平。标的增大的同时，财产的组成也是多样化，从以前主要以房产、存款为主发展成房产、存款、公司股权、地皮、债券、股票、债权债务、车辆等多种类型，涉及到评估、鉴定、调查、审计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案件的审理时间也就相应增加，也为案件的解决在客观上增加了难度，也使涉诉当事人增加了更多的矛盾爆发点。
（四）、25-40岁年龄段逐步成为离婚案件的“危险年龄层”。
随着社会发展，中国的婚姻观念也受到各种外来思想的影响，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待婚姻的观念也逐步开放。近年来25-40岁年龄段的当事人逐步成为离婚案件的“主力”。这年龄段当事人对于婚姻有更高的要求，同时对于婚姻问题上有时略显草率，还有一个更显著的特点就是父母对婚姻的干涉。这部分当事人由于刚参加工作、个人花费较大或思想不成熟等原因，使得自身在经济上还未从父母身边“断奶”，从婚房购买、婚礼筹备及婚后生活上，很多还依靠父母经济帮助，这就使得父母在夫妻生活中介入的越来越多，为双方增加了矛盾隐患。同时在处理离婚纠纷时，由于财产方面很多都是由父母出资，当事人在财产方面无法独立做主，也使得进行调解时，还需做双方父母的工作，增加了工作难度。
（五）、家庭冷暴力以多种形式存在
在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多以殴打、语言胁迫等形式存在，但由于法律的威慑，动手伤人这种暴力已经有所收敛。反而是家庭冷暴力逐步成为家庭暴力的一种新趋势。家庭冷暴力主要表现为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平时对对方冷言冷语或一言不发，更有甚者通过其他形式对对方进行精神折磨。对于这种行为由于属于道德范畴，法律根本无法进行调整，所以对于这种当事人主审人只能进行批评教育，无法用法律约束其行为。
二、 案件审理的经验做法
由于婚姻家庭类案件涉及个人乃至两个或多个家庭的核心利益，影响着社会稳定，如何更好处理“家务事”，是我院一直探讨的课题之一。为更好地解决家庭矛盾，我院自1998年，就开始尝试婚姻家庭案件的专业化审理，专门将长城法庭设置为审理城市区婚姻家庭纠纷的专业法庭（长城法庭受理xx区范围内90%的婚姻家庭案件，另有10%距长城法庭较边远的分给该辖区的另两个法庭），连续多年来，该庭审理成绩斐然，调解率90%以上，无错案、无上访。其根据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也形成了自己的审理模式和风格，实现了规范与灵活结合、审判与教育结合。以长城法庭为主，带动另两个法庭，我院就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一）、树立科学的调解理念、探索多种调解方式和技巧，以调解作为化解家庭矛盾的主要手段。
首先，坚持审教结合的调解理念。面对琐碎的“家务事”，立足于对当事人思想的调整和教育，治标更治本。从1998年开始，就确立了“审判与教育结合”的调解理念，并以此为指导，主办了xx区婚姻家庭教育学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让双方当事人参加法庭举办的有专题、有针对性地婚教学习班，通过这种调解模式使当事人多了几分理智，一些陷入情感危机的夫妻为了孩子，为了昔日的情义又走到一起，一些拒不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当事人也深受教育，承担起应尽的家庭义务。五年来，我院平均每年举办婚教学习班10次左右，每期针对不同的主题，学习人数从20人到50人不等，参加学习的案件当事人和好率达30%。
其次，始终贯彻全过程、全方位的调解。作为纠纷的仲裁者，不仅要关注纠纷调解的结果，而且要注重从纠纷本身的规律出发，抓住可能化解纠纷的各个节点去做工作，最大限度地缓解当事人情绪、弱化冲突。注重庭前调解关口，在开庭前送达法律文书时，组织初步调解，注重将法言法语转变为群众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的语言，强化工作效果，争取把矛盾化解在初始状态，通过这一关，案件调解率达60-70%。注重庭审促成关口，庭前不能调解的.，通过开庭，让当事人对争执的主要问题进一步理清认识，权衡利弊，注重情、法、理并用，从而促成调解，法庭20%的案件能当庭调解成功。注重庭后消化关口，经过开庭不能调解的案件，适当进行冷处理，在庭审后给当事人冷静考虑的时间，充分挖掘当事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动员和依靠各方力量从外围突破，庭后调解案件占全部调解案件的5%左右，但这些都是容易激化的纠纷，庭后调解不仅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矛盾激化，而且减少了当事人对判决的抵触情绪，降低了上诉率。
第三，不断探索调解技巧和方法。调解是和谐解纷的一条捷径，为了让调解发挥应有的作用，法庭为调解划下一条红色规范线，即依法调解。在这条线上找准三点：第一是当事人自愿这个基点；第二是以法服人这个切入点；第三是程序合法这个外在点。调解毕竟有灵活性的必然要求，所以，在红色规范的前提下，又根据个案，总结了法理法、心理法、案例法、利弊法、冷热法、社会法、电话法、亲情法、结合法等“调解九法”， 灵活运用于不同的案件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增强服务意识，实行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以温暖贴心的服务作为化解家庭矛盾的助推力。
由于婚姻家庭类案件严重的耗费当事人精力、财力，为了帮助其尽快摆脱诉讼，我院不断在诉讼指导、效率提高、矛盾预防等方面建立新的制度，最大限度的便民利民。
首先是顺民意，实行预约制度。把以往由法官为主安排开庭、调解时间和地点改为以当事人为主，由当事人预约。在送达起诉书副本后，法官会给出一段合理时间，当事人可以在这段时间内选择自己希望开庭或调解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是双休日或节假日，行动不便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当事人，还可以将法官预约到家中、医院等地。
其次是解民忧，实行诉讼指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当事人对法律的理解有偏差，对诉讼程序不了解，难免对法院工作产生怨言。为了切实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法庭尤其注意对诉讼指导的完善，针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举证意识不强、财产保全意识不强、诉讼调解意识不强、独立诉讼意识不强、主动履行意识不强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法庭采取告知举措，通过个案释明、普遍宣传等方式帮助当事人提高诉讼能力。
第三是关民情，实行回访制度。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有反复性的特点，为了切实做到案解事了，我院将调解工作向后延伸，建立了温馨细致的回访制度。制作了制式的回访登记表，明确案件主审人为回访负责人，每年要完成已办结案件50%以上的回访任务，其中赡养、调解和好案件做到100%回访。对赡养案件或涉及老人的案件力求到家回访，其他案件可以以电话、信件等方式进行。其中，还以小建议的方式，用温馨的话语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的不当行为提出中肯的建议，帮助当事人彻底走出纠纷困扰。通过积极全面的回访，了解当事人的动态，做好新矛盾产生的预防工作。
（三）、提高综治观念，联合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工作合力，以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模式作为解决家庭矛盾的新途径 。
婚姻家庭问题是一项社会问题，仅仅单纯依靠法院的力量化解矛盾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多方互动，进行配合，形成社会合力，才能合理利用资源，有效解决问题。
首先，我们以民调联络为载体，不断整合社会调解资源，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我院自2005年即开始建立民调联络机制，在各派出法庭设置民调联络员，由法庭对应的辖区司法所派人民调解员担任，他们在法庭轮流值班，负责完成两项任务：第一是负责接待诉前咨询，对咨询进行分流、引导。10年来，他们每年接待咨询400多人次，其中30%是咨询人了解相关知识后自行解决，10%由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这样不仅减少了法庭的接待量，还提高了百姓对民调组织的认知，最为重要的是引导人们自行化解矛盾，使一些矛盾不大的潜在纠纷自行化解，降低了诉讼成本。第二是负责联系法庭和司法所。通过联络员的了解和反馈，实现了法庭与司法所的互动。一方面，法庭为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解答咨询、规范程序的指导服务，通过个案指导、集中授课、庭审观摩等方式与民调人员进行交流与学习，帮助规范人民调解程序，使其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更具可信性。从而在更广泛意义上发挥了民调组织在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矛盾的前沿阵地作用。
其次，我们“法官进社区”活动为契机，延伸司法触角，帮助社区提升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区。2014年开始至今，我院从地处城市中心区的实际出发，开始进行“法官进社区”活动，不断深化完善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全方位、多角度地发挥联合止争与帮扶的优势。我院从17个庭选派若干法官、党员为全区17个镇街、工业园区所辖的社区、村提供志愿法律服务，刘光明院长亲自负责对整体工作进行督导，副院长杨超负责活动的具体落实。该活动从方案制定到组织领导，从活动方案到具体计划的落实，每个细节都非常完善。自2014年4月至今，我院共有100余名法官、党员参与服务行动，进行调研、交流71次、开展法律宣传62次、法律讲座、培训23次、解答咨询900余人次，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30余件、庭审观摩7次、模拟法庭2次，为社区群众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服务。由于活动方式灵活生动，老百姓非常欢迎，都表示：“我们很有收获，希望法官下次再来！” “法官进社区”党员志愿服务行动发挥了及时化解诉前纠纷、减少矛盾激化苗头、提高群众法律修养和增强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的作用。同时，在这一行动中我们也密切了司法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提升了法院形象。这也为我们解决家庭矛盾夯实了司法活动的群众基础。
三、 案件审理中存在问题及难点
（一）、案件中的财产问题。
由于各种新类型、新情况的案件逐渐增多，婚姻家庭类案件的审理难度也逐渐增大，但究其难点主要还是在财产方面。财产处理难度的焦点在于财产复杂，处理这类案件往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评估、鉴定、审计等工作，而且由于可能涉及第三人利益，所以在案件中无法得到解决。现就案件审理的具体问题进行归纳：
1、婚约财产纠纷中财产问题。该类案件每年收案不到5件，在处理过程中主要是结合具体案情，以《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进行处理，并以调解为主，加大调解力度，避免出现新的矛盾。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举证是难点，首先要确定双方的恋爱关系，如一方也与案外人登记结婚，对于恋爱关系矢口否认。其次原告对于财产基本上没有书面约定，在认定时只能凭证据，但经常出现证据较少或没有证据的情况。
2、婚内财产约定纠纷中财产问题。出现该类案件主要是一方担心另一方将财产转移或者一方已经将财产转移，另一方出于追回被转移财产及保护剩余财产的目的，故而起诉。该类案件在日常工作中出现较少，但一旦出现往往矛盾比较激化，急需进行财产保全。此类案件多数为财产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在处理时现存财产可按照婚姻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但追回被转移财产则需大量的调查工作，因个别当事人属于恶意转移，如遇到转移房产现象，还需进行买卖无效的相关诉讼。
3、未完全取得产权的房产问题。对于这种情况如双方对于房产的归属均无争议，只是房本未下发的，就按照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即可。对于双方有争议的房产，因多数都会涉及到第三人，离婚案件中无法处理，只能另案诉讼。
4、债权债务问题。对于债权债务问题，当事人主张对方伪造虚假债权或债务情况较多。对此，我院一直本着谨慎的态度，无论双方是否认可该笔债权债务，债权人、债务人都应出庭，并要求出示出款证明。对于债务，同时也应通知债权人，债务人正在办理离婚纠纷，债权人也可对该笔债务的处理表示自己的意见。因法律规定债务人转移债务需征得债权人的同意。对于债权，即使双方均认可，本着谨慎的态度，也需债务人出庭。如债务人对于该笔债务有异议，或有案外人要求权利，则需要另案处理。
（二）、抚养费给付问题。抚养费案件中无固定工作或收入特高当事人，抚养费数额如何界定的问题，及关于抚养费的最低数额及上限如何界定。关于抚养费最低数额我院日内未应按照本省最低工资标准。关于特高人群给付抚养费数额问题，应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进行确定。但还存在着城镇与农村存在的差异应如何确定标准的问题。
（三）、关于一方当事人为精神病患者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在程序上存在一系列问题：
（1）原、被告为一方为精神病患者，患病一方有诊断书或残疾证，但无法确认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如果对方当事人不申请鉴定如何应对；
（2）进行鉴定时，鉴定所需材料证据无法收集或对方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如何应对；
（3）鉴定所需费用应如何负担；
（4）如何确定监护人的问题。
（四）、证据适用问题。在离婚案件中，原告方认为被告已经失踪，但只能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的报案记录，派出所的报案记录一般只显示为“某某于某某时间到我所报案称其夫或妻于某个时间失踪，至今未找到”，此报案记录能否成为判决离婚的依据，作为证据使用其效力应如何界定。不排除原告方故意陈述被告方为失踪的情况出现。对于派出所出具的报案记录，实际操作中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否以其为离婚依据需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但报案的真伪应由公安机关进行核实。
（五）、因相关部门的管理缺陷引发的相关问题。在日常案件审理中，经常发生因其他相关部门存在管理缺陷或不配合调查，导致案件审理时间延长，这种情况直接导致有些案件审理时间延长、效率降低，使当事人对法院办案人员产生误会，影响法院公信力。现就具体情况归纳如下：
1、公安机关。首先，当事人申请调查辖区内宾馆的开房记录。在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拒绝配合调查，并认为配合法院调查是义务，但义务不是必须的，民事案件应该谁主张谁举证，所以不能出具开房记录。由于无法取证，当事人合法权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第二、被告与其他女性生育子女，孩子的户籍档案中父亲一栏为被告，原告申请调查孩子完整户籍档案，但其辖区派出所拒绝出具，只出具一张户籍证明。由于无法取证，就无法判断米某的主张是否合法，但如米某的主张是真实的，那其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同时也会间接助长“养小三”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第三、在办案中我院发现派出所对于夫妻之间报警，只是进行劝导，基本不给双方制作笔录，在报案记录上也是简单一写或根本就没有报案记录。这就导致一些当事人根本无法保障自身权益，对个别实施家庭暴力的当事人也无法起到威慑作用，认为只要打的不严重，打两巴掌、踹两脚没事，严重点派出所也不管，久而久之变本加厉，最后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第四、当事人反映在其配偶失踪后曾去公安机关就失踪一事要求立案，但公安机关表示只能登记一下报警记录，无法立案，如果想立案，要先去法院立申请对方为失踪人员的特别程序，法院立案后，再拿法院立案凭证，到公安机关立失踪案件。公安机关这种做法不妥，公安机关负有管理社会人口户籍档案、寻找失踪人员的职责，法院失踪人口的特别程序应以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为依据，不能是法院认为该人失踪才能在公安机关立案。这样很有能给当事人造成法院与公安机关相互推诿的印象，对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形象均不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护。
2、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对于结婚登记出现把关不严情况，对登记人的身份没有进行严格审查，造成了一些案件的发生。本院审理的案件中发生双胞胎妹妹拿着姐姐的身份证去进行结婚登记，男方根本就不知道，后来知道此事来院要求离婚，对于此事只能引导其起诉民政局，以行政案件处理此事。此类把关不严的案件并非个案，曾有一名离婚当事人患有严重的智力残疾，只会发出“嗯、嗯、嗯”的声音，根本无法表达自身意见。她的婚姻也只是在其父母同意下进行登记，而我国婚姻法规定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登记，其本人的意见根本无从得知。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时，民政部门根本未进行严格审查把关，就向双方发放了结婚证。这类案件在近两年已经出现了多起，这种情况一出现首先就要变更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变更后才能由监护人代表残疾人进行离婚诉讼，这样诉讼时间长，手续繁琐，同时也牵扯了双方当事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3、银行系统。首先办案人员从银行系统调取的存款明细与当事人使用本人身份证在银行调取存款明细显示不一致，当事人调取的明细更详细，而本院调取的明细明显缺少内容。银行的这种行为很容易造成当事人的误会，认为法院偏袒一方当事人，进而激化双方矛盾，甚至可能造成上访案件。第二、在调查过程中，由于法院执行公务证进行变更，银行拒绝为办案人员进行调查，理由是该行没有接到法院执行公务证变更的通知，在经过多方协调之后，该行终于为办案人员进行了调查，但整个协调过程历时3、4天，使本庭定好的开庭时间不得不向后推迟。办案人员在银行调查过程中，除了出示执行公务证外，还出示工作证及查询银行存款通知书，以上物品均加盖法院公章或钢印，银行虽未收到通知，也应在所有证件齐全的基础上协助查询。
四、 意见及建议
1、对于审理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需上级法院出台相关问题解决办法或者形成统一的司法尺度。
2、对于公安机关出现的问题，上级法院与同级公安机关进行接洽，就有关问题向其提出司法建议。并加强公、检、法、民政等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减少误解，使行政部门形成合力。
3、对于银行系统出现的问题，上级法院应与其进行接洽，就有关问题向其提出司法建议，促使银行严格把关，对于调查事项详细列明，避免以上情况的出现。
4、对于家事纠纷，确实可以考虑根据家事纠纷的特点设计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的家事诉讼程序和实体法。比如，分居备案、人身限制令（尽管民诉法规定了对行为可以保全，但针对性不强，婚姻家庭中的特点和行文操作不便）、诉前调解程序、诉讼中调解程序、探望室的设置、家庭心理咨询辅导（可作为调解和好或者撤诉案件的辅助条件之一）等等。
【第4篇】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情况的调研报告
简易程序，简言之，就是简化了的普通程序，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案件所适用的程序。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程序具有诉讼方式简便、受理程序简便、传唤方式简便、开庭审理程序简便、实行独任制审理、审结期限较短的特点，它一方面方便了当事人诉讼，减少了当事人的讼累，使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它也能相对快速、及时地审结案件，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同时它也节省了诉讼成本，体现了诉讼的经济原则，为人民法院集中力量审理复杂、疑难案件腾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正因为这些优势，近年来在受理案件数大幅增加的大背景下，简易程序受到了基层人民法院的青睐，它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件数量的日益增加与审判人员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
虽说简易程序有其明显的优势，然而适用简易程序却有诸多的要求。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了;“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议无原则分歧。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适用简易程序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办案效率的目的。然而，适用简易程序也有“不”的原则，如：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发回重审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xxxx年全国法院案件质量情况统计分析》，我省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针对这一情况，我院对辖区内xxxx年度审结的案件进行深入调研，从刑事、民事两个方面分析我院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并对相关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
—、刑事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
在xxxx年审结的xxx件刑事案件中，有54件适用了简易程序，比例约为xx%，适用率不高。其中有xx件为盗窃和交通肇事案件，约占适用简易程序案件总数的xx%。可以看出，我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类型相对集中。分析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少的原因是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比较少，我院刑庭是根据检察院提起的程序来定审判程序的，检察院建议适用普通程序我们就适用普通程序，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我们就适用简易程序。检察机关毕竟不是裁判刑罚的主体，在起诉时，如果对法定刑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即意味着检察院明确向法院建议对被告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检察院一般不会对法定刑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民事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审理情况
我院xxxx年审结的xxxx件民商事案件中，有xxx件适用了简易程序，比例约为xx%，标的额超过xxx万元，多集中于婚姻家庭、人身损害赔偿、买卖、借款合同纠纷。究其简易程序适用率不高的原因：①受简易程序的审限限制，“案情复杂”也是限制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因为这需要独任法官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案件情节、当事人争议、权责分析透彻，并作出相应裁判。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形式成多样化，有些民商事案件的情节突显前所未有性，导致法官对何谓“案情复杂”认定不一，有些案件看似简易，但在审理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转普通程序审理。②送达难一直是困挠法院的疑难病症之一。当前普遍存在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一方躲避送达、不积极应诉的情况，工业滤布 这种情况在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犹为突出，当事人基本上为农民或者无固定职业者，他们为了生活外出打工早出晚归或者流动性很快，且不懂法、不知法，起诉人往往也不能提供准确的受送达地址，送达找人甚难，致使送达难以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当案件数量增加时，有些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就来不及在审限范围内审结，不可避免地使得本可以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因审限不足或者需要公告送达而被迫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院所属辖区作为老商业中心，流动人口增多，案件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日益增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有：直接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公告送达作为一种拟制送达，产生与直接送达相同的法律效果。法律对于公告送达的规定，有效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也使得人民法院在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仍可以按程序正常办案。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直接排除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之外，因而影响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④由于国务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故从法院办案和建设所需经费的角度考虑，对于诉讼标的额较大(一般为10万元以上)的民商事案件基本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而没有分析案件本身是否属于疑难复杂或者争议较大，这也是简易程序适用率不高的因素之一。
三、措施及对策
1、提高认识，强化当前效能社会建设背景下适用简易程序重要性的意识。对于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否则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就会在不经意的拖延中被抹杀。
2、加强立案审查，不以诉讼标的额大小作为案件难易和争议是否大小的判断标准，确保简易程序的准确适用。如果简易程序因适用不当而被迫转为普通程序，就会增加工作量，又浪费时间和精力，因此把住收案关口，将问题解决在立案之前，这样才有利于保证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顺畅流转。对于难于送达的案件，要集中力量一个一个解决，不能让问题一拖再拖。
3、加强庭前准备工作，提高当庭宣判率，严格控制审理期限。简易程序便捷与高效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当庭宣判。但是简易程序不能简单处理，庭前准备工作是解决当庭宣判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审判人员在开庭前应当认真阅卷，发现事实及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及时在庭前解决。对应当出庭的诉讼参与人，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及附带民事诉讼的，一定要及时通知到位，并做好相应的调解工作。
案件的复杂程度是对应审判水平而言的，案件的难易也因人而异，只有我们办案水平真正得以提高，才能化难为易，化繁为简。
4、充分发挥调解这一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我国《民事诉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50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请求调解”。显然，调解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调解和判决相结合的方式更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大特点，被国外称之为“东方经验”。中国人讲究“和气”，在保证当事人在自愿、滤布合法的基础上，尽量多适用调解这种解决纠纷的替代性措施，具有节省时间、费用且不伤和气的效果。又由于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融合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调解制度能及时解决纠纷，并能相应提高办案效率。
5、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公正和效率是法院工作的永恒主题，迟来的裁判是“不公正”的裁判。为了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及时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迅速消化社会个体矛盾，建立高效的审判机制，有必要全面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例如公告送达诉状副本的案件，其实案情往往并不复杂，开庭常常是核对证据的过程，这种案件被硬性规定必须适用普通程序而由合议庭审理，过于形式化，反而浪费人力、财力、物力。因此，也可以有选择地对需要公告送达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公告送达的时间依法可以不计入审限内，确保该类案件能够在适用简易程序的审限内结案)。
6、增加人员配备。目前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法官除了对案件进行裁判外，还承担调查取证、证据交换、组织调解、信访接待等工作，这些工作极大地消耗法官的时间和精力，使法官处理案件的周期明显拖长，在简易程序规定的三个月内无法审理完毕，结果造成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从而降低简易程序适用率。因此，配备法官助理等审判辅助人员，赋予审判辅助人员调查取证、财产保全、证据交换方面的权限，使法官从繁琐的程序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等实体性裁判上，从而且缩短案件处理的周期，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率。
7、大胆借鉴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做法，对民诉法规定必须或者实际需要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但对其中并不复杂疑难的案件，可先由主审法官一人开庭审理，主审人应对案件事实负全责，然后再由合议庭对权利义务等法律关系、裁判结果进行评议。这也不失为使案件繁简分流、审判效率提高的措施之一。
简易程序实是为方便百姓、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审判成本之用，然而简易不代表随易，要想真正使得简易程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要从其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系统地运用，做到“两手都要抓”，而且还要抓好，让简便、易行落到实处。
